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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尼采

——庄子与尼采生命自由思想探析

关注人的生命、关怀生命自由、“成为你自己”，这是古今中外的恒久哲学命题。然而，正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的生命自由总是受这样那样、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枷锁”所羁绊。于是，在繁芜迷离的世界中，彻底打碎“枷锁”、充分高扬主体性、无限祈求生命自由就成了生命哲学的叙事主题。本文立足于庄子与尼采思想的自由维度，谈谈两者对生命自由内在本质的解读与生命本体意义的观照。

一、自由的困境：“倒悬”与“患病”

庄子生活于一个礼乐崩坏的战乱年代，在儒、墨、法等各家学派积极找寻救治社会良方之际，他却更多地聚焦于生命本体的关怀，寻求生命的安顿之所。庄子看到的是乱世下人的悲惨图景，“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木行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悲叹“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认为文明是人生苦难的渊蔽，它使人心性惑乱、本真丧失，导致人的“倒悬”，即人都生活在各种苦难之中，毫无自由可言。在庄子哲学境域里，“倒悬”不单指个体悬于生死，更具宽泛的含义，主要指人“丧己于物”，受外物奴役失去自然本性而成为其附庸，这就相当于人把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也即人的异化。于庄子而言，现实世界中充斥了“危身弃生以殉物”的“倒悬”人，他指出：“自三代以来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一旦被名利物欲等这些损伤本性的外在之物所囚锁，则“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于是，庄子提出了“悬解”，也就是解除“倒悬”状态。“悬解”是庄子关于个体体悟大道的一个重要环节：“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人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当人勘破最大的倒悬生死后，就能摒除一切喜怒哀乐，进人恬淡豁然的虚静之境。

如同庄子认为古代文明导致了人的“倒悬”，使生命不能得到完全自由，尼采则看到了近代文明同样造成了生命自由的困境。在尼采看来，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并没有给生命带来自由，反而使原本充满无限活力的生命个体“患病”了，“病于工业和机械主义的破坏人性，病于工人的非个人性，病于分工的经济学谬见……”。尼采所谓的“患病”，是指生命个体自我意识迷失、激情活力缺失，精神上处于堕落、屏弱与颓废状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患病”体现于人的活动的无精神性。尼采是生命哲学的倡导者，他强调自我个性与生命的创造意义。然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本应具有“激情”、“活力”与“创造”等特质的“自我”却湮没于社会分工的单一片面性与工作的呆板重复性，人人患上了严重的无精神疾病，成为没有思想的纯粹工具。他说：“美国人的工作之令人窒息的匆忙……已经开始通过传染而使古老欧洲野蛮化，而且传播了一种无精神性。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宁静；长久的沉思几乎使人起良心的责备。人们手里拿着表思想，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人们像总怕?耽误?了什么事的人一样活着”。其二，“患病”表现在科学与理性至上的牢笼下人的“奴隶状态”。尼采认为科学与理性是一种疾病，不能为人生目标提供意义。在“理性”与科学的桎梏下人们为“其他东西而活”，忽视了内心生活，失去了“自我”与人的尊严。

二、自由的始点基于“权威”与“偶像”的批判

“倒悬”与“患病”是庄子与尼采对各自时代人的实然境遇所做的简练概括，在两者眼里，自由是人的本质特征与存在的应然范式，主张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应从自由境域中找寻。在追求自由中，他们以俗世的“权威”与“偶像”的批判为始点，主张砸碎各种限制自由的外在枷锁，去异化，还原生命的本真。

庄子认为文明的损物伤性导致万物本真的剥离，人类原初的与大道为一的“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至善至美的自由之境已渐行渐远，世人所竞逐、敬畏、膜拜的名利、仁义礼乐、先贤圣哲等只不过是大道废弃的产物，是迷惑心智、遮蔽大道的外在之物。对于世人竞相追逐的权位名利，庄子视其如敝展，当作生命自由的牵绊。他认为，名利是社会争斗祸乱的起因，对名利的追逐，必将导致人的本性迷失，甚至身死国灭，告诫人们：“名也者，相轧也；”“昔者尧攻丛枝、青敖，禹攻有启，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在他看来，要重获自由，就必须摆脱一切成规戒律的束缚，摧毁一切价值权威与偶像。他首先批判儒墨显学，特别是儒家所推崇的价值体系内核一“仁义”。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希冀通过德教培养人的善端，建构一个“尊尊、亲亲、贤贤”的人际圆融的伦理社会。庄子则认为仁义如同骄拇一样，是夹在天道与本性之间的多余物。它不仅改变人的本性，还是社会纷乱之源。仁义之罪，“罪在撄人心”，扰乱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