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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西史学的对比中看中国史学的特点

中西史学是在辽阔的中西大地上，从各自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坏

境中，经过长期的平行发展而形成各具特色、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两

大独立史学发展系统。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来探讨中西史学

的不同之处，以此来深入认识中国史学的特点。

一、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

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截然相反。事实

上，中国史家比西方史家更重视人物传记。同样，我们也不能说中

国与日本的史家不知道时代之间的差别。西方史学家也注意到，在

中国与日本的绘画与雕塑中，人物的服饰与风格便常常变化。与此

相对照，从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西方艺术中对过去的描绘则很

明显是非历史的。甚至那个关键的问题，即对历史知识论的重视，

也非西方所独有。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以人为主，事为副，中

国史学以人为中心，旨在彰扬人的心性道德。中国史学以人为中

心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史学成为圣人之学，中国最早的史书《西周书》

（即《尚书》中的《周书》）和第二部史书《春秋》分别由中国古

代两大圣人周公和孔子所写，可见中国史学，其先乃是出自圣人之

手。亦可说中国史学，本是一种圣人之学。西方史学却是重事不重

人，以事为主，人为副。如果把西方人和中国人写的历史作一比较，

中国人则更看重在其事背后的这人，西方人则更看重在由此人所表

现出来的事。这是很大的不同。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和事的地位与

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中西史学编纂体例和品评历中人物标准的

不同。中国史学以记人为主的纪传体为主要体裁，西方史书则主要

以事为主，以人为副，人物的活动，只附带于事变的演进中，此种

历史体裁，略相当于中国史书中的记事本末体。

二、中国史学注重对史料的批判

在史料批判的问题上，中国人十分重视证伪、考证与理解文本，

由此来获取可靠的知识。早在司马迁的年代，中国人就在考证和批

判史料的工作上获得了不少成就，而西方则要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

候才有相似的成就。但中国人在考证史料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外

证这一方面，即如何确定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在史料内证的方面，

也即在探究史料内容是否真实这一方面，中国学术的成就相对少一

些。但我们也应承认，刘知几的《史通》是史料批判上的一部伟大

的经典。在近代以前，西方无法找到同样伟大的著作。艾尔曼在他

的一部近作中指出，18世纪中国江南一带的学术圈里，已经运用了

相当成熟的批判史料的方法。那些中国学者以发现和考证历史知识

为治学的主要目标，与当时的西方学者十分类似，但又是在中国的

传统中发展出来的。西方史学的特点没有在其它历史文化的传统中

得到充分的发展，那些特点在西方也是在现代才出现的。这里面最

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这一概念。但这已经到了18世

纪，而在历史研究中也只是得到了局部的反映。这一新的历史观还

没有像它所号称的那样，完全从神话中解放出来。相反，它还重新

制造了不少神话与权威。

三、中国史学注重会通和贯通

中国史学注重历史的会通和贯通，其集中体现就是司马迁“通天

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思想。钱穆说，所谓“通天人之际”是说

天时与人生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两者需会通和合以求之；“成古

今之变”则专指人生史事方面，但也可说包涵天时在内，因天时

也有古今之变，惟天时之变实多定于人生，是则天时人生之与历

史，乃亦可谓三而一，一而三。中国历史不仅通于天地，而且通

于世间万物，凡是属于衣食住行、佩带玩弄和人生日常所需等等，

虽历代都有变化，也是一气相承，古今相通的，“物变即以济人文，

人文乃以成物变，而一切则惟以人为主。”全部中国史则亦可用这

一句话概括。西方历史却不然，西方讲究的是物与史别，即物为主，

而史为副，这就是它们又不同点。中国人讲历史的贯通，虽一文一

物必求能历久相传，一气贯注，如一生命存在，没有古今新旧的隔

阂。在这种历史生命通变观下，中国人能将我心等同于史心，将个

人小生命融入五千年民族大生命中。这样，人生便无所谓新旧之分，

中国五千年历史便能一气相承和绵延不绝。西方历史却不重人生与

历史的合一，此外，西方史学以物变为主，人文为附，虽然也尊

古好旧，惟其所尊所好之古与旧，多属物，少属人。这亦可见中西

历史精神的一大不同。

四、中国史学注重历史的资鉴作用

中西史学对历史通变的不同认识导致中西文化对历史新旧持不

同态度，进而使中西文化对史学的功用产生不同认识。由于中国史

学把历史看成是一通贯古今的生命，强调历史演变的连续性，故中

国史学重视过往的历史。这使中国史学十分重视历史的资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