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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日本和新加坡青少年公民道德教育

比较研究综述

徐志芳

韩国、日本和新加坡是东亚地区非常有影响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受中国文化影

响颇深，同属东方文化体系，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都非常重视学生公民教育。三个国家的公

民教育既有许多的相通之处，又有各自的特色，对其进行研究比较，对北京加强学校公民教

育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公民教育的价值取向

公民教育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期。但是直到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民权的范围才普遍扩大，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资格才被确立下来。19世纪末，德国教育家

凯兴斯泰纳从理论上论证了“公民教育”的思想，1918年，德国政府以宪法的形式保障公

民教育的实施。从此以后，公民教育思想得到传播，培养合格的公民就逐渐成为世界上许多

国家的教育目标。

综观世界公民教育的发展历史，由于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

化，因而公民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乃至实现途径迥然有别。虽然就公民教育的总体目标

而言，均是培养合格的公民，但在价值取向上还是有所区别。人们常常把世界各国的公民教

育分为三种价值取向：以德国为代表的义务论的公民教育观、以美国为代表的权利论的公民

教育观和以新加坡为代表的道德中心论的公民教育观。①

（一）日本——义务论公民教育观

19世纪以后，由于现代国家采取富国强兵、扩张领土的政策，于是民族主义、国家主

义兴起。相应地，教育上的国家主义思想也随之风起云涌。德国是其中的代表，日本和德国

的情况很类似，19世纪中叶，在欧美列强的武力威胁下，东亚各国相继陷入了沦为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民族存亡危机。欧美列强压迫东亚各国的格局开始取代东亚地区长期存在的传统

体系。面对列强的步步进逼，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曾尝试过“锁国”，也试图过“攘夷”。然

而，以1968年的明治维新为契机，日本彻底放弃了以往的消极抵抗路线，转而选择了引进

西方制度、谋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从思想理论脉络看，这种近代对外战略是丰臣秀吉以

来的对外扩张主义和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混合物，并以皇国至上主义和西方强权政治逻辑为

②

思想理论支柱。在这种思想下，个人是否具有政治上的自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因

而个人要服从国家，服从集体并积极参加民族生活，把为祖国服务看成全体日本国人义不容

③

辞的责任。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和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的时候，日本的“公

民教育”就正式转变成了“臣民教育”。《大日本帝国宪法》称人民为“臣民”，确立了“大

日本帝国在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下”和“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教育敕语》

则具体列出了“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

①杨曦“几种不同价值取向的公民教育价值观”，南京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国外道德教育研究资料。

②可参见金熙德“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侵略选择——以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一文，

1999年10月。

③这种思想其实就是黑格尔的政治哲学，黑格尔从理念上赋予国家比个人更高的伦理地位。他认为国家体

现了更高的善，个人的自由使通过国家才可能实现的，善的生活只有在正义的国家中才能存在，因而它把

国家看成是自由的真正体现者。关于黑格尔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李梅著《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

学研究》，4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2版。

职业”以及“尊国宪、守国法”和“义勇奉公”等教育条目，要求“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

①

心”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作“朕之忠良臣民”，等等。

到了20世纪上半叶，受法西斯思想的影响，日本的国家至上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天皇号召全体国民为国家对外战争作出无偿的贡献。德国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对这一

时期日本公民教育影响很大。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以培养资本主义国家忠实而有用的

理想公民为宗旨，极为强调“德意志国家意志”和民众的“德意志精神”，同时又主张教给

公民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并设计了有效可行的教育形式，这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

张极为有利，从而得以广泛传播。这种国家至上的“公民教育”思想，与当时日本政府以国

家主义作为教育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