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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精准性

作者：王士龙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1年第3期

王士龙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具体举措，

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抓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

律的深刻认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品格，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党的十九大以来，“四种形态”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实践效果也越来越突出。应

该认识到，“四种形态”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

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深化和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深刻指出：“用好

‘四种形态’，综合发挥惩治震慑、惩戒挽救、教育警醒的功效。”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特别是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要精准把握政策，灵活运用策略，真正用好用活

“四种形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治本之策。

一、纠正关于“四种形态”的思想认识误区

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来看，虽然各地在探索实践“四种形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毕

竟“四种形态”的提出是纪律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一些地方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对“四种形态”的内涵要义理解得还不深不透，在“四种形态”的实践运用中仍

然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和思想偏差。比如，有的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反腐败放缓了、

减弱了、转向了；有的片面强调“四种形态”的从轻、减轻，避重就轻，放松了从严要求、从

严处理；有的认为“四种形态”侧重的是“全面”“大多数”，弱化了对“关键少数”的监督；

有的认为前两种形态没有必要专门提出，经常互相批评、咬耳扯袖显得吹毛求疵，会影响同志

关系、影响工作积极性；还有的将“四种形态”机械理解为简单的比例关系，不顾违纪事实，

刻意追求特定比例，等等。这些思想认识上的问题，直接制约“四种形态”的实践效果，影响

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解决思想问题是有效推动工作的前提，必须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

及时澄清部分党员干部关于“四种形态”的各种错误认识，推动全党在理性认同的基础上有效

践行“四种形态”。

一是厘清“四种形态”与反腐败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对反

腐败形势作出了最新判断，指出“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永远

在路上”，强调“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绝不意味着要减弱反腐败力度、放缓反腐败节奏，更不是对违法犯罪的腐败分子以纪代

法、高举轻放，而是要尽最大努力“关口前移”，防止党员干部从一般违纪走向腐败深渊。要

抓早抓小，设置多层纪律防线阻碍腐败的发生几率，从而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最终

逐步实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目标。

二是正确认识“四种形态”覆盖对象的“全面”与“重点”。如果说过去纪律执行的对象

主要是党员领导干部，那么“四种形态”则直接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关于“全面”的要求，不

仅针对党员领导干部，而且覆盖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涵盖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

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各方面。当然，突出“全面”并不意味着失去“重点”，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就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而带动“全面”；运用“四种形

态”，重点就是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

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所以，“四种形态”既体现对“全面”的要求，

也强调对“重点”的关注，体现了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的有机统一。

三是深刻把握“四种形态”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四种形态”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管党治

党的有力抓手，都有对应的适用条件和明确的针对性，必须依据事实证据、纪律条规和具体情

节来精准定性和处理，决不能凭主观意志随意转换。比如，第一种形态针对的是党员干部出现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批评教育、约谈函询，使其“红脸”“出汗”，防止小问题变成大

问题。这就不能用第一种形态代替第二、三种形态的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更不能代替第四种

形态。当党员干部问题比较严重，构成严重违纪但尚未涉嫌违法时，就应当运用第三种形态，

给予纪律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而不能作出第一、二种形态的轻处理，也不能为了追求

从严随意适用第四种形态。

二、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推动标本兼治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关键是要把握好、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