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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对宋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戴钢刚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学思想的角度探讨了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取得成功的原因。欧阳修不

仅提出了适合时代要求和体现新的审美追求的文学思想，还以成功的创作实践为后学提供

了范例，在欧阳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苏轼、曾巩等新一代文人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的文学

思想和创作观念，最终确立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关键词欧阳修文学思想西昆体太学体苏轼曾巩新型文士新文风斯文传承

作为自孔孟韩柳以来正宗的道统和文统的传承者，欧阳修以自己独到的文学思想以及

自己的影响力，成功领导了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并将其传承下去，对整个宋代乃至以后

的中国文坛都产生了极为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而针对当时文坛所流行的代表了晚唐风格那

种气格狭小、雕章丽句的晚唐体、西昆体等诗歌和时文，欧阳修倡导发动诗文革新，它以

恢复风雅古道为旗号，不仅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而且催生出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北

宋文学。

一、新型文学思想产生的背景

北宋初年，古文革新运动应时代要求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主要有两个群体担纲：一是

以胡瑗、孙复、石介等“道学三先生”为代表，他们推崇韩愈并致力于恢复儒家道统，然

而他们站在卫道者的立场，要求文学为儒家之道服务，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性，因此不能

建立起富有生命力的新的古文样式；另一个群体是以柳开、王禹偁、穆修等文人为代表，

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推尊和学习韩愈古文，然而他们在理论上没有提出有创见的新

思想，因此在实践上虽然提供了一定的范例，却影响有限，一旦他们去世，技巧圆熟、辞

藻华美的西昆时文很快又卷土重来。

由于受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的影响，欧阳修接受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来振作士人品格的思想，开始有意塑造一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型文士的典型

形象，而此种形象的文士的最大特点在于对“道”有了不同的理解和实践。①在吸取前辈

失败的经验教训、同时对现实问题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欧阳修意识到：诗文革新想要取得

成功，必须在新的文学思想的指导之下，而且同时要使这种文学思想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深

入的认同。因此，欧阳修不仅以自身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还致力于文学思想的

传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从而延续和巩固了诗文革新的成果。

二、欧阳修关于文与道的经学思想

庆历以降，随着疑古议古之风在北宋文坛的兴起，探讨性理蔚然成风，作为疑古议古

的重要领军人物，欧阳修却对当时士人动辄谈论性命义理表示不满和忧虑，在他看来，

“道”不应该是空洞的理论，而是切于事实、系于“百事”之中的。欧阳修说:“吾之为

文,必与道俱。”(转引苏轼《欧阳修墓志铭》)这“道”自然不会超脱韩愈“明道致用”的

范畴,但已大大地延扩了它的内涵。他反复强调文学的思想内容,即所谓“为道”,必须

“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养生送死”之谓,反对“务

高言而鲜事实”。这就是说,文学的内容应该面对社会生活,面对民生民本,有益于世,有益

于黎众。在《送徐无党南归序》中,他反驳了“有德者必有言”的前说,认为所谓不朽的

“德行之事”,不一定就有不朽的“立言”,道不能替代或囊括文,“修于身”,“施于事”

未必“见于言”。文道结合的观念,其精要是两者之间相斥相向,辩证统一的关系:言以载事,

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

行远不远也。《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苟卿、

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犹系于时之如恶而兴废之。至

唐之兴,若太宗之政,开元之治,宪宗之功,其臣下又争载之以文,其词或播歌,或刻金石。故

其间巨人硕德,闳言论,流铄前后者,恃其所载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

彰;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彰。欧阳修认为文章所以具有彰显于世,流传于后

人的价值,是因为“道有至”,“善载事”,“善为言”,“事信”,文至”。他强调了思想内

容的重要性,也阐明有正确的思想内容必须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两者交光互映的

契机就在于真实地能动地再现客观现实生活。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夫学者始不为道,

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矣,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

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

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