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七年级语文上册-19《大闹天宫》导学案-长春版.doc

2019年七年级语文上册19《大闹天宫》导学案长春版

一、关于作者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历来说法很多，比如，有人认为是元朝时的丘处机，也

有人认为是无名氏，直到上世纪20年代，经鲁迅、胡适等人的认定，《西游记》

的作者被认为是吴承恩。

吴承恩（约1500～约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代杰出的小说家。

吴承恩从小天资聪明，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在科举场上极不得志，考了多少次竟连个举人都没考中，直到45岁才考上一个岁贡生。由于科场失意，境遇不好，生活贫困，他曾遭到势利之徒的笑骂。这种种遭遇使他加深了对封建官场、科场的腐败以及社会上的炎凉世态的认识，心灵里埋下了不平和反抗的种子。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做违心之论以讨好考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中写道：“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惜。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他想“致麟凤”，行“王道”，扭转乾坤，但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只能空怀慷慨，抚事临风叹息。

《西游记》虽然是吴承恩晚年写成的，但却做了毕生的准备。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他从小就有好听奇闻的习性，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

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怪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他创作《西游记》，目的也是如此。在《西游记》四十五回中，写到孙悟空布置自然之神布云、打雷、下雨时，特别命令雷公邓天君说：“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最恨的是“贪赃坏法之官”，这与吴承恩在许多诗文中所表现的特别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游记》的神话世界里，处处有人间的影子：神圣的天宫表面气派不凡，至高无上的玉帝却贤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间的王朝相仿佛；地府森严，官官相护，贪赃枉法，无辜的人有冤难伸，和地上的衙门并无两样；妖魔鬼怪杀人吃人，贪财好色，仗着魔力法术称霸一方，无恶不作，简直是人间恶霸、官僚的化身。《西游记》还写到了一些人间国度，那里的统治者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这同样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罪行的写照。吴承恩塑造的孙悟空，疾恶如仇，神通广大，一切称凶逞狂的妖魔鬼怪在它的金箍棒下都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或一命呜呼，或束手就擒，这都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和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也是《西游记》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西游记》和前面提到的《禹鼎志》外，他还写了许多风格清逸的诗歌，收集在《射阳先生存稿》中。

二、成书背景

吴承恩主要生活在明朝嘉靖年间，属于明朝中后期。明朝有两件大事，一是郑和受皇帝委派下西洋，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加强了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欧洲国家已经有了文艺复兴，主张“人性”，反对“神性”，以人为核心，赞美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反对禁欲主义。各种思潮相继波及东方诸国。特别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使中国也产生了一些经济思想家和一些经济思想，诸如，“人各有私”“人各有利”“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皇帝和平民一样，都是人，要尊重人格。这些先进的思想不能不使吴承恩受到影响。他在孙悟空身上所集中的以自我为中心，天不怕地不怕，皇帝老儿也不怕的精神，多少应该得益于西方国家人本主义的思想熏陶。

第二个是由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沿海商业城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滋长，而它又是与封建思想相对立，二者存在着斗争。吴承恩在他的《西游记》中所反映出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反对神权，反对专制”的思想，绝不是偶然的。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的，《西游记》的创作也正符合这个艺术规律的。

在15～17世纪之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