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遂宁农耕文化对社会模式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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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遂宁“农耕文化”对社会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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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遂宁“农耕文化”对社会模式的影响

一、“农耕文化”的含义

中国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所谓财富，涵盖汉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的一切超越本能，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及其结果。农耕文化即是指华夏先民在广袤土地上实践演绎出来的与农业种植相联系的一切观念的、物质的、制度的行为的活动及其结果，包括了与农业相关的一切生活方式、思维心态、价值观念、审美标准、文学作品、科学技术、法令制度、节日习俗、民间信仰、饮食传统，等等。

二、“农耕文化”对社会模式的影响

中国农耕文化不仅以劳动者为创造主体，还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模式。中国东临太平洋，西接帕米尔高原，自西南往北横隔有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往正北走有祁连山脉，内蒙古的沙漠，往东北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在这些高山、海洋环绕的界内，崇山及海洋阻碍了古代先辈的交通流动及文化交流，唯有在黄河、长江流域守候着平原土地聚族而居，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故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生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模式的影响。古代的汉族先辈的日常生活、生产、娱乐、活动、习惯都离不开农业，农业成了决定性生产部门，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民族，我族这种以农为本、重本轻末的文化生活特性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后期才有所中和，但也是因为农业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发展，带动了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日益发达，为社会提供的商品日趋丰富，商业经济才繁荣发达起来。由此可见，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农耕文化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三、遂宁“农耕文化”历史悠久

先秦是中国文明的开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亦是文明的源头。然而，在大地的西南一片广袤的地域内，除矗立着巴、蜀两大方国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部族和方国，它们可能独立存在而并不被巴或蜀统治，遂宁便是在这些部族中发展而来。夏商时期，在今遂宁地区就可能已经出现部落或小的方国，在巴蜀文化的渗透、影响、交融下，遂宁先辈们辛苦耕耘着自己的土地，虽然没有受中原华夏族政权的直接统辖，但是最迟在1万年以前，沿涪江流域，遂宁就有人类活动的迹象，这片土地上的先民是文化的缔造者，他们所创造的川东嘉陵江文化区的铜梁文化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各种新石器文化几乎同时，依然以农耕文化为本。此区域虽被中原文化称为南夷，但其农业社会的发展也是欣欣向荣的，正如《汉书·地理志》描写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无凶年忧。”

四、遂宁“农耕文化”对社会模式的影响

地处长江上游的遂宁属四川盆地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涪江两岸气候湿润，水丰地肥。遂宁关于农业生产的文字记录，可追溯至汉初高祖六年“分蜀郡置广汉郡、广汉县，今遂宁县境隶属广汉县”之时，这可以视为遂宁农业生产较早的发端，正是有了农业的发达，才有了这里的“民勤耕织，士登礼达，人物繁复，江山洒落”。在更古老的遂州大地上，遂宁的先民们依靠刀耕火种，采用较原始的工具与方法，战天斗地，辛勤耕耘，获取生存之本，开创了以农为本的社会模式。就农业自然条件而言，古代遂宁农业属于较典型的丘陵农业。在农作物上，从西汉到明代中叶，遂宁农业粮食作物品种由水稻为主发展到水稻、大、小麦等多样化种植;由单一的粮食耕种发展到棉麻、甘蔗种植;民国十五年，遂宁建立了蚕务局，专管民间种桑、育蚕;还相继建立了农事试验场、苗圃、林场、茶圃等农业机构。由此可见，传统遂宁农业由单一的种植业发展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到近代，据文献记载：“涪江两岸，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滨江上游之土多宜棉，下游之土多宜烟草、白芷、甘蔗等物。而密迩山麓一代，凿渠受水，便于种稻，丽南郭一带，缘畴碧壤，半是菜蔬……”“宣德景泰年间，民朴而殷富，牛马成群，寄宿于野，民勤农作……”由此可见，遂宁古代农业一片繁荣景象。然而，明末清初战乱使遂宁也遭受重大影响，人口锐减，“行百里而无人烟，三县人口总数剩下不及一万人”，加之接踵而来的瘟疫不断、战乱频繁、交通阻隔、土地荒芜，几乎给遂宁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清顺治、雍正年间，清政府统治者，强制性地将湖南、湖北、广东、河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移民驱使迁入川内无人区，经过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长达数十年的移民运动充实了川中的人口，加之长期失耕的田土，反因草木腐朽，地力得到修养，大大提高了土地肥沃程度，至此遂宁的农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民国《遂宁县志》记载：“小民之家，有种数斗而获数十石者，有种二三石而获百石者。”这足见民国时的遂宁已是粮食高产、农业发达之地。一直到近现代的遂宁，由于遂宁在大时代背景下加之交通的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