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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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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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马克思价值与分配理论的研究及其同新古典理论的争论中，许多学者都把相对价格的决定作为主要问题，由此得出一个马克思经济学的错误命题，即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决定取决于劳动时间及其变形，从而忽视了现实经济中的总量问题，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统计变量都是由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构成，不仅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总资本、总收入，而且联系到企业根据成本一收益计算的工资、利息和利润。显然，这些统计变量并不联系到新古典用以指导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而是要通过货币的形式把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加总为一个总量的价值单位来计量。目前，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将其以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为基础的技术分析直接套用在这些总量关系上，但无法回答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这些总量将如何把各种异质资本品和消费品加总在一起；二是这种加总的意义何在。

20世纪50、60年代，在由罗宾逊和斯拉法引发的剑桥资本争论中，新古典理论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加总的逻辑矛盾被揭示出来。然而，当人们围绕斯拉法模型讨论相对价格是单纯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共同决定时，似乎并没有联系到这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以总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凯恩斯经济学也没有讨论这种总量关系的产生。这里有两个相关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相对价格的决定是否依赖于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或社会关系，而不单纯由新古典消费偏好和生产函数决定；其二，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分配理论能否联系到卡尔多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程式化事实”，即能否联系到现实的国民收入计量，或说明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对此，新古典学者采用生产函数法，假设存在中性技术进步的解释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技术进步肯定是加速的；相反，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及其整个经济学体系所要研究的，正是这些现实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其价值理论所表明的并非是相对价格的决定，而是总量关系的基础，即来自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与技术无关；在这种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以利润率为核心的分配理论及其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从而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问题。这样，研究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能否用马克思经济学取代新古典理论，而构成研究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波动两个主要现实问题的新的基础。

一价值理论：总量与相对价格

总量与相对价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以资源配置为研究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中，其生产函数的技术分析是根本不需要总量的，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经常表述的命题就是，资源配置理论等价于相对价格理论。同样，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作为一种要素价格理论，也并不需要一个给定的总量，例如在多种产品和多种要素模型（或异质品模型）中，每一种要素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边际产品”，而不需要存在总产出、总资本和总资本的收益率概念；当然，如果存在总量，就必须表明现实中各种异质产品或要素是如何加总在一起的以及加总这些总量的意义。联系目前经济理论的争论，可以明确地表明这样一个命题，即总量与相对价格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其中，就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命题来讲，资源配置不需要总量而只需相对价格；而对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讨论的社会关系来讲，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核心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则必须采用总量来进行分析，即需要存在总资本、总收入和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份额以及总资本的利润率概念。显然，这种总量与相对价格的区分，对于讨论马克思的价值分配理论与新古典理论之间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1870年前后的“边际革命”，改变了古典学派以总量关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进而转向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早在1870年以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和集大成者李嘉图，就已经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和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资本积累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来建立理论体系，这种“宏观经济”体系成为当时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转向资源配置问题，即相对价格的决定，李嘉图的后继者——詹姆斯·穆勒和麦特库勒赫等人就曾试图解决李嘉图理论中资本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这被马克思批评为“偏离了李嘉图方向的庸俗经济学”。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原理》，开始系统地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相对价格问题。他把技术关系引入古典学派理论来解释相对价格，其中不同的商品由不同的假设或因素所决定（如成本和稀缺性），这种解释方法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如钻石和水的逻辑悖论，而古典学派这种相对价格理论的逻辑矛盾恰好又成为边际革命建立者们批判的主要目标。当然，就解释相对价格来讲，边际革命所产生的新古典理论，其多种要素模型和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