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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制度的关键问题与思考

前言

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是基金领域的一项重要治理机制，其原理是允许份额持有人通过类似公司股东会议的投票表决方式决定基金的重要事项。在以往公募基金领域实践中，份额持有人大会发挥的作用较为单一，主要用来修改基金合同中的商业条款，如费用、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限制等。但是在私募基金领域，份额持有人大会需要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发生失联、恶意损害基金以及投资者利益等行为时，份额持有人大会是投资者对基金进行清算等操作的唯一合法路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对于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一些关键问题缺乏较为明确的界定，导致了实践中遇到了各类问题。本文选取了与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相关的两个关键问题进行简要论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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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一：

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的效力性质如何？此问题的实质是探讨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效力究竟是来源于法律规定还是合同约定，直接决定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能否对《基金合同》当事方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会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举例而言：某契约型私募基金投资了A公司股权，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与A公司签署了相关投资协议，其后该基金管理人被中基协公示失联。该基金份额持有人遂召开了份额持有人大会，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会议程序执行，成功出具了持有人大会决议。决议内容为推选甲乙两名投资者作为份额持有人代表，由其代表基金履行相关股东权利。试问，此时A公司能否认可此持有人大会决议？若认为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具有法定效力，那么A公司有法定义务配合执行此决议；若认为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仅具有合同约定效力，那么A公司并无配合执行此决议的义务，投资者对基金资产的清算操作可能遇到重大障碍。笔者认为从现行法律法规看，难以认为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具有法定效力。回顾现行法律法规，会发现关于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规定几近空白。与基金持有人大会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见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但是，一方面，其中与持有人大会有关的法条基本均仅适用于公募基金，也未就持有人大会决议的效力性质作出任何规定；另一方面，私募基金不仅有证券类还有股权类，《基金法》能否适用于私募股权基金亦存在较大疑问——司法实践或监管实践中，一般难以认定《基金法》可适用于私募股权、创投投资基金。而于2023年7月发布的私募基金领域的专项行政法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也并未就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作出规定。因此，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缺乏法律法规层面的授权与支持。严格来看，其效力的来源是私募基金合同约定，仅能对合同当事方产生合同效力，实难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对合同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这就导致了持有人大会决议在执行过程中常常遇到诸多现实障碍。再以上述案例为例，换位至A公司角度思考，不难发现其在考虑是否执行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会有诸多顾虑：首先，投资协议为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而契约型基金缺乏法律主体地位，从合同法角度看，投资协议的相对方是管理人而非契约型基金。在缺乏高位阶法律法规支持的情况下，A公司难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认可契约型基金的合同当事方身份；其次，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记载的股东均为基金管理人，在缺乏高位阶法律法规支持的情况下，A公司难以突破公司法规定，认定契约型基金的股东身份；再者，退一步而言，A公司愿意承担合同法、公司法下风险，希望协助投资者进行操作，但此时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问题——作为合同外第三人，应当如何判断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本身是否有效？02

关键问题二：应当如何判断

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身是否有效？在实践中，此问题是屡次出现的难点问题，值得进行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而此问题又可以拆解成几个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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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问题一：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是否必须严格符合所有程序性要求方可有效？程序性要求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一大特点，即份额持有人必须按照特定的程序要求，逐一完成各个步骤的操作，常包括提起召开持有人大会动议、通知相关方持有人大会讨论内容、现场或异地投票、计票统计、作出决议等多个复杂步骤。如前所述，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就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作出任何明文规定，自然更未就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的程序有任何要求，《基金法》仅在第九章“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行使”规定了公募基金持有人大会的程序性要求。因此，私募基金持有人大会应当遵循何种程序以其基金合同约定为准。而不同的私募基金之基金合同对于持有人大会的程序性要求存在诸多差异，包括但不限于有权召集持有人大会的投资者份额占比、作出有效决议的投资者份额占比、大会的具体程序（如是否需要有讨论环节、是否需要宣读提案等等）、提前发布持有人大会公告的必要内容和途径等等。而作为投资者或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