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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材地理标识管理存在的问题

中药材作为地理标志认证，对带动当地药材深加工产业发展、推动地方经济帮助农民脱贫意义重大，但基层梳理发现，我国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发展仍存在保护覆盖率低、相关法规标准衔接不够、地理标识产品认知存在偏差等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覆盖率低，保护效力和行政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中药材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登记后，符合条件的生产者可在产品包装上使用该标志符号以区别产品的来源，从而获取显著经济利益。然而，基层梳理发现发现，以《道地药材图典》收录的408种道地药材为依据，其中，共计有96种道地药材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27个，保护率仅23.5%。造成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率较低的原因，主要与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中药材协会等地理标志产品申请人数量较少、受保护产品未突出药用价值及行政保护效力较弱相关。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者应为县级以上政府认定的中药材协会等相关组织，而我国大部分中药材生产的规模化及集约化程度较低，中药材生产者多为县级以下的中小型农户，符合地理标志产品《规定》申请人条件的数量较少。中药材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源头，其质量优劣直接关系到后续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而在实践中，地理标志仅将中药材视作一般产品，注重对产品来源地的保护，未突出其药品属性，导致中药材在质量和临床疗效上的多重市场价值难以有效显示。此外，行政管理部门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技术规范执行等情况的监管力度尚待加强，对于非中药材假冒中药材的行为，标志持有人与使用人的权利难以获得行政救济，因而地方政府及相关行业组织对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积极性不高。

二是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技术标准与《中国药典》等国家药品标准的衔接不足

道地药材是优质中药材的代表，药食两用类药用用途中药材及药用类中药材的质量标准理应高于普通药材所满足《中国药典》等国家药品标准。然而，分析22项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国家技术标准发现，有7项药食两用类中药材标准未引用《中国药典》等药品标准，其余15项均引用《中国药典》2005年版。以附子为例，地理标志产品江油附子的国家标准（GB/T20350-2006）中，依据《中国药典》2005年版仅限定了乌头碱的含量，而现行《中国药典》2020年版则是限定了双酯型生物碱的含量，并进一步要求了含量测定指标。可见，部分药用类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国家技术标准不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的规定要求，标准内容有待更新。其实，根据《国家标准修改单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国家技术标准批准发布后可以采用“修改单”方式修改国家标准。但分析发现，除地理标志产品都江堰川芎（GB/T21823-2008）采用“修改单”方式参考最新药品标准对国家技术标准进行了增补外，其余21项标准所引用的《中国药典》内容均未更新。

三是药用类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率明显低于药食两用类中药材

申请获取保护只是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良性发展的第一步。获得保护的产品能否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发挥出应有的标识作用并带来“优质优价”的经济利益，才是地理标志制度运用于中药材保护的关键所在。然而，从前述分析可知，在获得保护的227个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中，仅75个产品被生产者申请使用，使用率为33.0%。其中，药食两用类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的使用者数量是纯药用类产品使用者的2倍，这些使用者的主营业务也主要是食品加工等非涉药领域。非涉药企业申请药食两用类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更多的是将其作为食品的专用标识使用，指导消费者进行商品选择，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是，药用类中药材是被作为药品使用和管理，其经过炮制加工生产中药饮片后才能应用于临床配方或中成药的生产，其使用者主要是临床医生和中成药企业。因而药用类中药材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后也难以对普通消费者的起到标识作用。同时，在中药饮片与中成药的生产与使用过程中也没有配套的激励政策促进标志产品的使用，这可能是药用类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使用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为此，建议：一是完善中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的监督引导作用。2020年4月3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对于擅自使用、伪造、假冒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行为，授权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强调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加强本辖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日常监管，鼓励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和日常监管信息通过地理标志保护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对统一和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保障专用标志持有人的权益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对于中药材而言，政策的落地还应当多管齐下，结合中药行业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中药材的药用特点、临床使用、标准制定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