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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本体创新之浅论

以综合材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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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综合材料”及其表现与应用已然成为当下视觉艺术的一个热门话题。材料不仅是视觉艺术的媒介，更关乎着技法与形式、语言与表达、审美观念与精神内涵等的构建与发展。作为中国山水画核心内容的“笔墨”本身就既是工具，又是形式，更是精神。本文将以山水画的继承核心、山水画的创新原则、综合材料的有机介入及其具体方案探讨为框架，对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山水画本体创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当下山水画的创新实践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综合材料；中国画创新；山水画

J632.3A1007-4198（2021）24-179-03

【本文著录格式】毛谷溪.中国山水画本体创新之浅论——以综合材料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12（24）：179-181.

中国画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与人民文化的最佳载体与艺术形式，在构建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点。山水画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在中国画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更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传统文化符号。它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生命观、自然观、美学观，更包含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形态与情感形式。随着当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各国文化、各类知识史无前例地汇聚在了一起，网络又将信息传播与多元运用推向了高峰。这对传统山水画产生了强烈冲击之余，更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新可能性。

当人们谈论山水画的创新，就必然要探寻人们究竟要继承什么。中国画带有极强的文化自律，因而具有自我生长的特性，其核心便是“笔墨”[1]。“笔墨”包含了三重含义：作为媒介材料的笔与墨；作为表现形式的笔墨语言与笔墨构成；作为文化内涵的笔墨精神。自古至今，“笔墨”的形制、款式、技法、效果、内容、含义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首先，毛笔与墨的物理特性为笔墨语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客观条件，王微说的“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叙画》）中的“一管”指的就是毛笔。作为工具媒介的笔和墨，逐渐发展出关于“笔墨”的理法与程式，例如谢赫的“六法”与“六品”，“骨法用笔”的“骨”就因于那“一管”；又譬如历代山水画作品中的皴法，董源的长披麻皴与范宽的“钉头鼠尾”小斧劈皴都是对笔墨表现力与创造力的求索与总结。并且，在对笔墨理法与程式的不断继承创新中又慢慢构建起了“笔墨”精神以及中国画独特的笔墨审美趣味与品评鉴赏规制，比如“气韵生动”与“神妙能逸”。由“笔墨”所生成的又一个核心概念是“写意”，这也是与中国书法艺术血脉相连的。“写”是笔法的行为，是墨法的结果，是强调过程性的，还是书写性的，不生硬、不板结的；“意”是意象、意思、意气、意蕴、意境等，表达了“写”所需要承载的那些“形而上”。两个字都是发于主体与本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其目的是达到“气韵生动”。本雅明的“Thought-image”（“思想—图像”），正是表达“写意”克服了西方固有的“形象”与“思想”的对立，创造了一种“形而中”的“第三者”即“意象”[2]，意象也体现了中国画体系中主客观的和谐统一。再由“笔墨”“写意”与“意象”共同生成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则是“意境”。意象是写意与情景的交融，意象的组合形成整体的氛围，即一种“境生象外”的诗性。“意境论”是受到魏晋玄学、老庄道学以及禅宗思想的共同影響所形成的中国画审美理论。宗白华曾说“中国是生命的体系，它要了解体验世界的意趣（意味）、价值”，因而往往有一种“哲学的美”，这种美、这种体系，便是“意境论”所集中体现的中国艺术的特点[2]。

那么，如何创新？从主体出发，当下的山水画创作者的身份、年龄、性别、背景等都与前大不相同，直接影响了审美表达的多样性。从客体出发，当下充斥着过载的信息与图像，目不暇接又不停变换的新事物、新景象，加之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参与了山水画的研究与创作，山水画的题材、对象、范围、功能等都得以持续拓展。本体关乎媒介、语言、技法、形式等，从本体出发，便是与主客体、与山水画的内在核心最为密切联系的。例如从宋到元的山水画巨变，这个巨变不仅是技法上，更是观念上的巨变；巨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材料的革新与发展。两宋时期主用绢本，偶有纸本。对书画颇有研究的明代文学家屠隆就曾提及“宋纸，有澄心堂纸，极佳，宋诸名公写字及李伯时画多用此纸”（《纸墨笔砚笺》），例如李公麟的《白描罗汉卷》。最早用生纸“游戏笔墨”的是米芾，他所推崇的“天真平淡”与“信笔”都可在其《珊瑚笔架图》中窥见一斑。这对之后元代文人画“以书入画”“逸笔草草”的审美观念，注重枯湿浓淡的笔墨变化的表现技法，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4]。回到当下，媒介材料空前繁多，综合绘画亦相对成熟。“材料的选择在画面中一旦被确定，并融合于形象的整体表现中，便成为作者表达情感体验的语言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