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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也要讲求人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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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记录。马克思曾说，人是按照美的原则创造物体的。人类按照美的原则创造物体，塑造自己，历史作为记录人类活动轨迹便是美的结晶。诚然，历史有它的客观性，然而每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又是由具体人物来完成。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的各色人物不计其数，一个个个性鲜明，构成了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成就了历史之美。科林伍德将历史归结于人性的学科，强调“要由人性科学来做的工作实际上由而且只能由历史学来做。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东西”(1)。英国哲学家沃尔什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具备人性观点，并基于人性的观念来做研究。他说：“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概括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们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历史学家正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决定把什么作为事实来加以接受，以及怎样理解他所确实接受了的东西。”(2)

一、我国传统以来的历史审美

中国自古就有良好的历史审美传统，历史学科的人文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古代的正史多采用纪传体的编纂方式，为重要人物作传，这就能更完整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命运、作为等等，最典型的当属司马迁的《史记》。说到《史记》，人们自然会想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美，说明《史记》具有科学和审美两重性，而且在这两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司马迁具有史学家和诗人两种气质，以致他在创作《史记》的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对历史的单纯记述，而且对历史人物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特别是在人物性格方面，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更是敢于大胆揣测。使得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例如描写项羽“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怒视楼烦，“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一个英雄豪杰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李广的性格特点是“纳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如鄙人，口不悛俊能道辞”，为其悲剧人生埋下伏笔”。每个人物都形象生动，让人感觉仿佛自己就在历史的现场亲眼所见一般。

二、近代史研究对人物个性缺乏足够重视

在近代史研究中，人性之美往往被忽略。古代人编修正史以人物为中心，现代人编写近代史则基本泯灭了历史人物的个性。近代史研究更注重在利益之上形成的群体的研究，而往往忽视了构成这些群体的是一个个有着鲜明个性的历史人物。正如俞可平在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即不承认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同时大搞阶级斗争，使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进入社会的每个角落，直至进入家庭，进入工厂，进入学校”。结果是“我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被许多人遗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友爱和信任开始丧失”(3)。人们正常的情感和心理被严重扭曲，历史审美更是无从谈起。

近代史与党史有重合的部分，使得近代史研究往往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形成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史观。传统的革命史观往往着眼于政治上的是是非非，只见阶级不见个人；只见生产力及[来自www.Lw5U.com]其对应的上层建筑的进步，见物不见人；只见本阶级和民族的命运，不见他人。文革时甚至对“人性论”进行了公开批判，历史的人文价值完全被忽视，历史学更多的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历史教材告诉学生：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以工人、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新兴的革命的力量。前者所言所行一定反动，后者所作所为一定进步。这种大是大非的说教缺乏人文关怀，违背了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性质。再者，以孙中山和袁世凯为例。长期以来形成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说法。然而袁世凯能获得支持，也是由于他在清末新政时期展现出来的革新倾向和政治能力，在当时确实是摆平国内局势的最好人选。如果我们进一步从个人的角度分析这两位人物，一位是清末官场富有革新思想的政治家，一位是最早革命但却一直流亡海外的革命先驱；一个善于作为，一个善于宣传，两个形象跃然纸上，时人选择袁世凯便更容易解释了。此足以证明，和阶级观念相比，人的因素更加具体可见。

三、近代史的多样性要求我们重视人性之美

中国近代史本身是复杂多样的，有号称“千古完人”的曾国藩，也有“无学无术”的岑春煊；有“全盘西化”的傅斯年；也有“昌明国粹”的吴宓……这些历史人物本身就是很好的审美素材。近代史虽短，但有太多的恩怨纠葛，离开了人性的立场，每一个研究者自身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党派，乃至肤色、族群、家族、教育的背景，注定会成为客观研究与同情理解他国、他族、他党、他派人的思想、情感、行为与动机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想要读懂不同人的内心世界，也很少可行。因此，在近代史研究中要强调人性之美。从审美的角度讲有两点好处：

首先，发挥近代史陶冶情操的功能。文、史本一家，都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文学更多的是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