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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时期国内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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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

摘要：文章梳理和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及具体模型，分析了研究中的主要盲点和存在的困惑，进而对中国转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模型以及如何打破研究僵局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成就困惑

：F120.2：A

：1004-4914（2009）01-031-02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一直是国内经济学家最为常用的分析工具，尤其在分析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时，国内的大部分学者都没有因循新古典的思维方法和分析模式，而是更多地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利益集团分析方法，这对理解中国特殊的经济现象和转轨过程，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经过了近20年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后，从90年代末开始，国内学界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个低谷，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突破，在制度变迁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综述

中国的经济转轨实践为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在熟知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和具体模式构建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1.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总的来看，国内学者在制度变迁的纯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并不丰富，在分析具体问题和中国实际时更多地是借用D·C·诺思、L·E·戴维斯、V·W·拉坦以及T·W·舒尔茨等经典制度经济学家的理论。在国内学者已有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林毅夫于1989年发表于《卡托杂志》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开创性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进行了区分，并对制度变迁中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林毅夫的研究给出了一个自洽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他不仅区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动机、过程、结果等方面的不同，而且特别关注了意识形态和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借助意识形态理论来减弱诱致性制度变迁中可能出现的“搭便车”倾向，同时又通过对政治企业家的深入分析来解释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力问题，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治的、尤其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变迁理论。此后，对林毅夫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或者批评都比较少见，但在制度分析的论文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两分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共识。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的理论是典型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即仍然沿用了需求——供给的制度分析架构，制度变迁的终极原因在于新的制度安排能够带来旧的制度下所无法得到的收益，而其中的每个参与者的态度则取决于自身的成本——收益判断。

2.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变迁模型。在具体的转轨时期制度变迁模型方面，国内学者也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很多学者关注的是具体的、现实的制度变迁模型，或者说是将具体的制度变迁过程模型化，仅有杨瑞龙、周业安、周冰等少数学者试图构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中国转轨时期制度变迁模型。

杨瑞龙（1998）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并进而完善成为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与纯粹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不同，杨瑞龙的模型试图解决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即中国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是怎样实现的？为了能够使市场化改革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而顺利启动，杨瑞龙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利益的博弈主体，使地方政府充当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将地方政府与“中央治国者”的博弈作为打开制度变迁僵局的有效手段，而在微观主体逐步成长起来后，又通过一个三方博弈过程，将市场化的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转轨时期的制度变迁并非一条平滑的缓慢演进的轨迹，而是呈现出阶梯性和阶段性的特征，供给主导、中间扩散和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在改革的不同时期逐次出现，共同实现市场化的进程。

针对杨瑞龙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制度变迁模型，黄少安通过自己的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给予了批评。黄少安认为中间扩散模型并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难以成为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主角（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激励），而制度变迁的三个阶段更是无法进行有效地区分，因而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黄少安给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基于不同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即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转换，决定了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但总的说来，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在任何的制度变迁中都是必然出现的，并不具有一种普遍的理论分析意义。因此，黄少安虽然提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理论假说，但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能够解释中国制度变迁的模型。

杨瑞龙与黄少安的分析均是建立在以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而周业安对制度变迁的分析则源于哈耶克的演进思想。周业安（2000）试图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