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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近代的翻译工作概述

一、中国古代的翻译工作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专人从事翻译工作，远在商周时期就有人开始做类似工作。香港《文

汇报》今日刊发署名“王东峰”的文章，对中国古代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梳理。

文章中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又与其它国家保持外交关系和友好往来。

民族相异，国家不同，语言和文字就千差万别，因此，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

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像”、“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

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置“通事舍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

“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

官”。

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

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古代的翻译工作远在商周时期就开始进行了。据西汉伏胜《尚书大传》载：交趾之南有

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

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像”是翻译官，“重译”就是多次翻译的意思，越裳国

包括今越南大部和柬埔寨部分地区，与中国相距遥远，言语不通，所以需要翻译成汉文才能

看懂。

从史料记载来看，从南北朝至唐代，官方的翻译机构和译员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

南朝梁惠皎《高僧传.佛陀什》云：“先沙门法显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得《弥沙塞律》

梵本。未被翻译而法显迁化。京邑诸僧闻什既善此学，于是请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

龙光寺，译为三十四卷，称为《五分律》。”另外比较著名的，就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他

从印度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典520夹、657部。回到长安后，住大慈恩寺，专心译经，前后

共翻译佛经1300多卷，同时，将《老子》等中文经籍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宋辽金时期，为了适应对敌国斗争的需要，在生员考试中增加了翻译女真文、契丹文和

西夏文的内容。而西夏、辽和金国，为了吸收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重视翻译工作。

西夏仁宗时，专门设立“刻字司”，翻译《孙子兵法》、《六韬》、《贞观政要》等大量

汉文典籍。辽国则在州以上行政机关设立专门的译文机构。为了激励译员的工作积极性，辽

道宗下诏制定了译史的升迁等级，按照供职时间长短和工作水平的高低决定其是否升职。金

世宗下令成立译经所，先后将《孝经》、《易》、《书》、《论语》、《孟子》等汉文典籍

译成女真文。

元代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先后设立了“蒙古房”、“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等官

署，培养熟谙蒙文、藏文、托忒文的专门人才，并负责翻译蒙、回、藏文书籍。明朝初年，

为了了解元朝的情况，朱元璋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杰、编修马沙亦黑等人编撰《华夷译语》，

以汉文解释蒙古文。

明成祖永乐五年，在京城设立“四夷馆”，内分蒙古、女真、西蕃(西藏)、西天(印度)、

回回、百夷(傣族)、高昌(维吾尔)、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明神宗

时，又增设暹罗馆(泰国)。清初，四夷馆更名为“四译馆”，减去女真、蒙古两馆。乾隆时，

这一机构又与专门接待少数民族官员和外国使臣的“会同馆”合并，改名为“会同四译馆”，分

设西域、八夷两馆，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废止。

二、近、现代的翻译工作

第二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明末清初，其翻译者主要是西方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16世

纪初，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时间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

大约延续了200年。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第一个到中

国进行传教活动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他于1580年（明万历八年）到广东传教，这之后耶

稣会士便接踵而来。特别17是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

的来华，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利玛窦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

了解，他来中国后，在传教的同时，做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工作。首先以西方自然科技工

艺，诸如自鸣钟、西琴、三棱镜、万国图志之类吸引中国人，又将西方的天文、地理、测绘

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的士大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能够说一

口流利的汉语，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因此他很快就在明代士大夫中获得了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