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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语法变异修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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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歌苓作为旅美作家，她的小说之所以得到很多文学评论家的关注和研究，不仅在于她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和叙事的艺术性，还在于她的小说语言的变异性。本文主要从词性变异和语序变异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在语法方面形成的变异修辞。

关键词：严歌苓变异词性语序

语法是用词造句的规律，人们在交流思想时都要根据一定的语法规则将词组织成句子，这样才能表达准确完备的思想。而文学创作者创造文学作品的目的往往不在于说理，而在于描述心理感受，将自己的内心情感宣泄出来。这时候规范化的语词搭配有时候不能满足主体的情感需要，从而就产生了艺术化的变异语言。这里所说的语法变异，就是指“为了增强文艺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故意偏离标准语的语法常规，而用超常语格的变格语法”[1]。由于严歌苓小说中有关复句、篇章的语法变异数量较少，在这里我们仅就单句其中的词性变异和语序变异进行归纳分析。

一、词性变异

词性变异，又叫“词类活用”“超常转品”等，指“在特定的语境中，让甲类词语临时性地具有了乙类词语的语法功能的修辞现象”[2]，具有鲜明的变异修辞功能和效用。严歌苓作品中词性变异的广泛运用具有突出的语用价值。

（一）名词用作形容词

（1）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听不见，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小姨多鹤》，文本第17页）

（2）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底白点的裙边，非常的布尔乔亚。（《寄居者》，文本第57页）

（3）自然而然的欧阳萸会提起他请的四个女客人，土包子极了。（《一个女人的史诗》，文本第78页）

（4）焉识三两步跑过马路，青天白日，让路上人看他这个中国佬毫不含蓄，毫不“中国”。（《陆犯焉识》，文本第40页）

（5）我爸爸看着贺叔叔的眼睛，那么创伤的目光，像是一个人……一个枪口，枪后面是他自认为已永远盟结的人。（《人寰》，文本第66页）

例（1）“驴”本是名词，置于程度副词“很”之后具有了形容词特征，读者在阅读时可以由此联想到动物“驴”的特征，表现出张俭脾气的倔强。例（2）“布尔乔亚”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资产阶级”，在这里用“非常”修饰，指具有资产阶级特征，比形容词表述来的简捷、高效。例（3）将“土包子”用作形容词，置于程度副词“极了”之前，用以鄙视四个女客人没有见过大世面，增强了词语的表现力和文章的幽默色彩。例（4）“中国”是名词性的，这里变异为形容词性的，让我们联想到中国人的特征，文中表现出陆焉识在美国留学的风流倜傥。例（5）“创伤”作为一个名词，“泛指物质或精神遭受的破坏或伤害”[3]，这里用于修饰名词“目光”，将贺叔叔被打后的心理受伤的表情直观地描绘出来。

（二）名词用作动词

（6）如果什么都能解开重来，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牲了那么多年，张俭会娶多鹤的。（《小姨多鹤》，文本第77页）

（7）想必恋爱能营养人们饥饿的肉体。（《一个女人的史诗》，文本第140页）

（8）为首的那个叫红菱，滚圆但不肥胖，举动起来泼辣，神色变得飞快，拔成两根线的眉毛告诉人们别惹她。（《金陵十三钗》，文本第23页）

例（6）“畜生”临时活用为动词，它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指做了像畜生一样的坏事，在这里严歌苓用两个字就突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丧尽天良以及中国人对于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例（7）“营养”置于能愿动词“能”之后，名词化作动词来用，指在自然灾害的饥馑年代人们只能靠精神食粮来填饱肚子。例（8）“举动”本是个名词，这里赋予其动词特征，把红菱泼辣、好动的特点幽默地凸显出来。

除了以上两种词性变异的手段，严歌苓的小说中还出现了形容词用作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的例子。

（9）小环老样子，刻薄越来越办不下去的大食堂。（《小姨多鹤》，文本第146页）

（10）这是个新片子，叫做《苦菜花》，听说特别“打”。（《小姨多鹤》，文本第172页）

（9）中“刻薄”与其后的名词性短语构成的是动宾关系，“刻薄”在这里形容词变异为动词，化静为动，将小环那泼辣、直爽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10）中“打”置于副词“特别”之后，表示电影中激烈的战争场面很多，这种变异新颖奇特，富有情趣，符合语言发展的经济原则。

二、语序变异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语序主要表现为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汉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是“不依赖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而借助于语序、虚词等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4]，从句法角度来讲，汉语语序规则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为了语用、修辞以及不同视角等表达的需要，说话者需要选择不同的句法结构和不同的变换形式”[5]，这就形成了语序变异。严歌苓的小说中，语序变异主要有定语后置、状语后置两种方式。

（一）定语后置

现代汉语中，定语一般处在主语和宾语之前，但是有时为了“语义突显、焦点先行、韵律调节等语用表达需要”[6]而故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