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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视域下的晋北道情传播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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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年，晋北道情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非遗”视域的观照下，对晋北道情进行传承和保护，从此变得重要而迫切。在此背景下，从宗教传播、民俗传播、本位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五个方面对晋北道情的传播方式展开研究，以此挖掘并发现晋北道情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非遗；道情；传播方式

200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了第32届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而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正式有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公约》指出：从概念的外延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1]。“道情”属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一样，“道情”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和活态性等特征。[2]2006年，在国家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道情戏”位列其中。

作为“道情”家族的一员，晋北道情是目前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保存最完整的道情戏。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晋北道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进行梳理，或者说，在“非遗”视域的观照下，对晋北道情的传播进行研究，以此挖掘并发现晋北道情生存、发展的内在机理和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东南大学王廷信教授认为，“道情”传播分为本位传播和延伸传播两个层次。本位传播是对“道情”艺术最为直接的传播，是“道情”传播的第一个层次；延伸传播是指在“道情”本位传播基础之上对各类艺术信息的传播，是“道情”传播的第二个层次。[3]它与宗教、民俗等构成的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末，大众传播媒介（广播、影视、报刊等）的兴起，使“道情”的延伸传播大大扩展，出现了新的局面。鉴于晋北道情的特殊审美品格和生态环境，我们把其传播方式主要分为宗教传播、民俗传播、本位传播、艺人传播和媒介传播。

一、宗教传播和民俗传播

“道情”起源于唐代道教经韵，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它的传播也与道教活动有关。“道情”的形成可以分为法曲道情和俗曲道情两个阶段。法曲道情在唐代宫廷盛行一时，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就是用法曲道情伴奏。法曲道情衰落后，广大道士走出宫廷，走进居士林（道教民间活动场所）。他们选择了终南山（秦岭中段），从此终南山成为历史上道教活动的中心，俗曲道情就在这里形成，并逐步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西北、北路、中原、湖广、西南、东南六大“道情”系统。[4]俗曲道情的形成经历了经、词和“道情”三个阶段，并始终与道教活动相伴随。[5]这种现象导致全国各地“道情”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各不相同。俗曲道情有一個重要特点——顺山势而传播，因此历史上一些重要的道教活动圣地就成了“道情”演出的中心，包括晋北的恒山和管岑山。资料显示，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世宗（完颜雍）诏全真教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赴燕京传道。丘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溯黄河北上，途经岢岚、五寨、神池、宁武、代州、繁峙，过蔚州、宣德后，由居庸关入燕京，沿途讲道义，传道情，受符箓，收徒众，影响颇著。[6]从此，道教民间活动盛行，晋北一带始有“道情”。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称之为“晋北道情”。

晋北道情形成后，继续随着游方道士的足迹四处传播，晋北一些道教宫观周围遂成为“道情”活动的中心。像恒山北岳庙、小峪老爷庙、大同朝阳宫、五台白云观等，至今尚有“道情”演出。2008年，恒山道乐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晋北地形，恒山、管岑山一纵、一横贯穿南北、东西，二山蜿蜒曲折，会于神池。因此，神池县成为传统“道情”活动中心。以神池为中心，顺山势而形成四条“道情”传播路线：神池经阳方口，翻过管岑山，沿代县、繁峙东去，再从沙河出白马石，进入应县，沿恒山北麓到浑源元灵宫，此为东去路线；从神池过五寨入河曲，乘船顺流南下，或渡黄河进入府谷，到白云山真武庙，此为西进路线；从神池东北大水口，越恒山入朔州，再顺管岑山北上，经山阴、怀仁到大同清虚宫，此为北上路线；从神池向西，入五寨，顺管岑山南下，经岢岚、兴县到达临县，再渡黄河到陕北佳县，抵白云山真武庙，此为南下路线。这四条路线，据考证，也正是当年游方道士所走过的。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晋北道情的传播与道教活动密切相关。

历史进入明代，道教的衰落迫使晋北道情暂时与道教活动相隔离。但很快，它又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作为“敬神戏”而存在，形成了与晋北民俗水乳交融的局面——“道情里面有民俗，民俗里面有道情”。所敬之神，便是太上老君，民间多为三清道人。但在具体的神庙建筑中，三清道人往往与其他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