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的考察与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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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的考察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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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舒琦

摘要：本文以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为调查对象，运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其进行考察研究，从文化背景、表演方式等方面入手，以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阐释在康氏宗族的族群认知及意识教化下旁牌舞的传衍，让我们对客家不同形态的文化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使之更好的传承。

关键词：旁牌舞;康氏宗族;族群;大余吉村

在国家提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大余吉村康氏宗族旁牌舞在2013年10月入选为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旁牌舞在大环境的造就中得以恢复和发展，有了更多展示的平台和机会，但它作为大众眼中的民俗舞蹈，背后所隐藏的民族精神却少有人知。本文基于康氏家族的生存背景，对旁牌舞隐性的知识进行文化阐释，进而分析旁牌舞的形态特征和艺术价值。

一、大余吉村“旁牌舞”的生存语境

（一）依存的自然和人文背景

大余县原名大庾县，地处大庾岭北麓，以岭为县，古为扬州城。位于江西赣州的西南部，介于东经114°-114°44′、北纬25°15′-25°37′之间。东北与南康区相连，东南与信丰县交壤，西北与崇义县毗邻，南与广东省南雄市襟连，西界广东省仁化县。东西长127.5公里，南北宽25公里，总面积1368平方公里，辖11个乡镇、105个行政村、13个社区，总人口31万。丘陵山地占81.62%，平原岗地仅占18.38%。大余县矿产资源丰富，素有“世界钨都”之称。自隋朝开皇十年（590年）在此置县，北宋时期设立南安军，元代改为南安府，曾被誉为“儒雅之邦”、“礼仪之邦”、“梅花诗国”等。

在1990年的《大余县志》中有记载：“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五月，大水，继之饥荒;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洪水，冲毁房屋以千计;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府属各县皆饥，大余晚稻遭螟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春大疫，秋大饥...”。除此之外，根据《赣州地方志》297页中“《晋以来水灾发生年份和范围表》，资料较全的明、清两代发生较典型水灾125年次，其中按范围区分，全区性水灾4年次，大部分地区水灾27年次”7，天灾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破坏了原有的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水旱虫灾屡见不鲜的环境下，如何生存？用什么方式生存？便成了每个家族人都优先考虑的问题。

（二）依存的社会和人为选择

笔者翻阅资料，回顾历史发现，之所以康明生会选择习旁牌舞的原因与当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有关。其一，有历史记载唐朝开元年间，张九龄见大庾岭路途陡峭，不利于南北交通，于是向皇帝上奏开凿大庾岭路，“大庾岭路，险绝不可登陟，唐开元丙辰内供奉张九龄奉诏开凿新路，斫两崕而中通之。”梅关古道的出现成了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商贾如云、货物如雨的梅关古道同样也给大余的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也由此成为了列国争先抢夺的军事要地，战火时有发生。其二“赣之为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粤之北睡，故尚一路之兵鈐，而外提二境之戎柄，其地重大”8“赣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远，民少而散处山溪间，或数十里不见民居”9、“江西之南赣，福建之汀漳，广东之韶州，湖广之郴桂，其间深山大谷，绵亘数千余里...”10，赣南地处偏僻，是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山区，其人少地多的优势是吸引外地人口迁入的优越条件。而大余地处赣州西南部，与广东接壤之地，是两省地方政府管辖的盲区，崇山峻岭、山谷绝壁的地势条件，不利于政府征剿，反倒成为了盗寇土匪藏身的优选之地。战火的侵袭屡见不鲜，匪患的骚扰时有发生，“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位置，使得移民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康氏家族不得不报团取暖，依靠自己的力量，抵御外人的侵入，因此旁牌舞的引入，便成为了这个家族立身于大余吉村最好的防卫武器。

二、吉村“旁牌舞”的艺术特征本体

（一）动作形态的分析

盾牌舞在各地叫法不一，在大余吉村称为旁牌舞。旁牌舞分阵势表演和击刺表演，在击刺表演中，动作主要围绕砍马腿、马腹，击马眼、马头为主。在《纪效新书》十四卷中关于藤牌的使用方式有八种，分别为：起手势、斜行势、仙人指路势、滚牌势、跃步势、低平势、金鸡畔头势、埋伏势。其中旁牌舞的击刺动作中，就有很多与其相似之处。

从体态来讲，表演旁牌舞时体态是矮小屈膝的，因为旁牌属于防御性武器，大小只够一人藏身，所以屈膝佝偻着背能避免被刀枪、暗箭所伤。旁牌舞的主要动作为砍马腿、马腹、刺马眼，对于北方敌骑兵而言，高处视野广阔利于搏杀，在战场上有很大的优势，而对我方步兵来说，条件有限，要想杀敌，就得先把马匹制服，让敌兵与自己处在同一个空间，才能发挥自己持牌舞刀的技能;其次是击马眼、砍马头的动作，则是在马步的基础上，通过蹲搓步完成直进直退的进攻和防守，通过屈膝而蹲的优势灵活调度方位，与敌骑兵周旋，找准时机戳马的眼睛，让敌骑兵忙乱阵脚，才有机可寻，杀敌人个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