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大规模土地流转下农民参与行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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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大规模土地流转下农民参与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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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林丁明

摘要：农民对政策的认知是其参与行为的发端。采用分布式认知理论分析农民对政府主导大规模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过程，根据安徽省肥西县、埇桥区、长丰县和萧县的调查数据，建立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对这种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在所选取的15个影响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子女数、农业生产结构、社会阶层与地位、人均耕地面积、地域虚变量和土地情结等八个因素对政策认知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土地流转；认知问题；Logit模型

：F327：A：1003-3890（2015）02-0068-06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农业面临的问题中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是两大难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1]，而随着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土地流转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广泛的关注。农民的土地以何种方式流转？农民的权益如何来保护？这些都是学术界在着力解决的问题。

土地流转的模式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区分可以归纳为：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与农户主导型等“三种”利益主体模式[2]。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是指利用等级秩序、领导权威和政府强制力为主的土地流转模式的统称[3]。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模式的土地流转形成的垄断的国有土地市场、低价征地以及从农地里解放出来的农民工正是中国近30年来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4]。但是，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政策近年来引发了诸如四川唐福珍自焚、河北农民放鞭炮“护地”、浙江村官圈地造墓等影响颇为恶劣的事件。这类事件折射了现行土地流转政策中存在着农民土地权益遭受损害的现状，有学者甚至提出应该叫停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政策。然而在对安徽省四县的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政策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这种流转政策对农民造成直接侵害的现象，合同纠纷也没有。不过这些不是因为流转政策多么符合人意，而是因为参与农民对流转政策并不关心，农民不关心合同与谁签订，不关心合同的年限，甚至少数农民对租金数额都很模糊。在农民是理性的前提下[5]，即使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所能利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但农民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是不应改变的[6]，因而此类忽视行为的发生是值得考虑的。

当前研究中，对于土地流转下农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村民小组内全体相关农民的集体决策[7]；农村土地信用社、土地连片性和村庄的区位因素[8]；农户资源禀赋[9]；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水平、人均纯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农业生产结构[10]；土地的经济收益[11]；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农户耕地收入比重[12]；农户利益集团的博弈[13]；职业类别、非农收入比重、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地区虚拟变量[14]；农户所处的社会阶层与地位、收入来源、农户拥有并经营的土地面积[15]；土地所具有的多重功能价值（土地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土地转出预期价值）、非农就业经验、家庭非农劳动力数[16]。

考虑以上影响因素，首先，由于各类因素是作者在不同地区运用不同样本得出的不同结论，其比较的基础不同，因此各个因素之间哪个更重要可能无从比较；其次，从发生学的角度，考虑这些因素影响农民参与行为的过程，农民的认知是最先发生的。也就是说，对于政策的认知，是农民参与行为的起始，先是有了认知然后影响了参与行为，最后得出决策。因此，搞清楚农民的认知过程对于了解其参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诺斯（2003）认为，制度实质上是认知活动相互交流的产物，制度的研究必须考量当事人的认知问题[17]。因此，既然认知如此重要，探索农民认知对其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有必要的。

国内对于农民认知影响其参与行为的研究主要是考察经济以及农民个体方面，相关的研究主要有：钱忠好等（2007）研究土地产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经济收入进而影响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度[18]。发现农民比较关心的是流转过程中自身的既得利益情况，而这影响了农民对于政策的关心和认知程度。通过实证研究，徐美银等（2009）认为农民对农地产权制度认知的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干部身份、性别、年龄、健康情况[19]。

国外方面，Uskuletal（2008）对黑海地区农民、渔民和牧民对生态文明的认知情况研究发现，农民和渔民这类群体更强调人与人之间交流影响，相对习惯单独做决定的牧民来说，他们对生态文明的认知更具整体性[20]。

以上研究涵盖多个学科以及多个领域，定性或定量地对农民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了比较全面的结论。不过对于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政策，影响农民认知的因素有哪些？进而影响农民对于这种政策的参与行为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农民认知及行为的？这对探讨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政策是否有效率，以及如何促进政策的顺利推行，从而加快土地流转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