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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儿》中的代际创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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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婷

摘?要：本文从创伤经历与创伤叙事、创伤记忆与叙事交流、创伤的代际传递与影响三个方面，分析《宠儿》中三位黑人女性的创伤经历、叙事特征、创伤记忆，对直系后代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宠儿》?创伤记忆?创伤叙事?创伤代际传递

1.引言

托尼·莫里森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作家，迄今共出版了11部小说，分别为：《最蓝的眼睛》《柏油娃》《所罗门之歌》《苏拉》《爵士乐》《宠儿》《天堂》《爱》《恩惠》《家园》《上帝保佑孩子》。《宠儿》是莫里森的代表性作品。这部小说，成功斩获普利策文学奖。在小说中，莫里森以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强烈的政治敏锐感和社会责任感，描述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现状。在《宠儿》中，莫里森选用创伤作为重要主题，展现了三代黑人女性在不同社会环境中遭遇的创伤经历，并通过叙述各自创伤经历，使创伤记忆在代际间传播，产生“超历史”的创伤代际传递。

创伤性事件的影响，不会终止于亲身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当事人，还会波及处于该环境中的重要他人[6]（281-289）。目前，关于创伤代际传递现象的研究存在很大争论。本文中的“创伤代际传递”，侧重于创伤在家庭亲子关系中，通过养育方式[7]（541-556）、依恋类型[8]（784-792）、沟通方式[9]等自上而下的传递。

《宠儿》的女主人公塞丝是一位饱受蓄奴制折磨和摧残的母亲，随着蓄奴制的建立，奴隶主对奴隶的压榨、迫害与虐待与日俱增，蓄奴合法化使所有黑人女性深陷牢笼无法摆脱，《宠儿》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铺展开的。为了保护子女的安全，塞丝奋力与蓄奴制抗争，当意识到她微不足道的力量无法改变孩子为奴的命运时，不惜逼迫孩子逃离，甚至亲手割破孩子的喉咙，换取他们的人身自由。这一泯灭母性的行为令所有人不解，存留着深深的创伤烙印。塞丝的母亲曾在迁徙的路上扔掉所有孩子，尽管留下塞丝并给她起了一个黑人的名字，却因辛苦的劳作并未喂哺、陪伴和照料过自己的女儿。直至母亲被绞死，塞丝都无法通过记忆证实母女的依附关系。塞丝对母亲的误解和亲历的重创再一次印证，奴隶永远无权也无力疼爱、照顾自己的子女。宠儿是塞丝在“学校老师”猎奴时决绝选择放弃的女儿，宠儿的阴魂不散，时常萦绕盘旋在一百二十四号发泄报复，使塞丝唯一留在身边的女儿丹芙认为亡灵邪恶并充满怨愤，不敢迈出房子半步，始终无法与外面的人和世界正常接触和交流。

2.创伤经历与创伤叙事

在医学领域中，创伤指暴力事件对人类身体造成的损伤。在文学界，创伤主要涉及各种不幸遭遇形成的人生经历。暴力事件所致的创伤影响被隐藏在潜意识之中，成为“不可言说的”可怖回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创伤研究开始转向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与文学叙事研究紧密结合。创伤经历不仅会造成注意力的减退，还会引发语言表达能力的减弱，由此导致叙事困难。临床医学证明，创伤患者往往不能清晰地叙述创伤的经历，不能客观地分析历史的情境。对于创伤经历造成的创伤叙事障碍，学者大致持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其一，创伤记忆因创伤经历受阻，无法真实完整地再现创伤事件、事发环境及亲历者的参与过程;其二，创伤经历带来的冲击巨大，超出了承受者的經验范围，导致语言表达能力的减弱和创伤叙事的困难。

皮埃尔·詹尼特（PierreJanet）通过案例实证研究认为，创伤记忆与反映生活某一侧面的通常记忆不同，无法与其他经验融合。创伤记忆还具有耗时长的特征，在特殊条件下能够自动地在原初的创伤情境中被唤起。受詹尼特案例研究启发，弗洛伊德发展了创伤理论，认为创伤重复的动力来自压抑，患者不能认知、无法记忆那些引起大脑兴奋和想象的内容。由于记忆受阻，创伤经历不能重复，使创伤记忆与意识产生分裂。在《无主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卡鲁斯（CathyCaruth）定义创伤为：“在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面前，（个体原有的）经验被覆盖，对这些事件表现出通常是延迟的、以幻觉和其他侵入（意识）的现象重复出现的无法控制的反应。”[2]（11）

廓尔克（BesselA.VanDerKolk）和哈特（OnnoVanDerHart）认为，遭遇创伤时，个人常常会经历一种“无言的恐惧”（speechlessterror），这种创伤经历通常超出人们的认知与理解，不在经验的范围内，因而无法用言语表达[1]（168）。霍尔曼（JudithHerman）却提出创伤记忆是“无语静默的”，通常会在“行为重演、噩梦或闪回中”展现[3]（175-177）。费尔曼（ShoshanaFelman）等进一步指出，创伤经历破坏性极大，造成“声音、知识、知觉、理解力、感受能力和说话能力的失去”[4]（163，18，150）。

在《宠儿》中，塞丝与保罗·D.在“甜蜜之家”门廊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