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君权制约最初设计的历史考察与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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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君权制约最初设计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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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关于权力制约的思考，最初主要是针对君权而言的。出于对维护政治统治秩序稳定的考虑，中国早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就逐渐认识到需要对君权加以制约和限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君权制约的思想，并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君权制约的制度体系。夏商周三代对于君权制约的基本思考和制度设计，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全过程。

关键词：君权制约，权力制约，制度体系

权力制约是一切廉政建设的核心问题。自秦代开始的，不断发展完善的监察系统，主要是对封建臣僚进行监督的，是对臣权的制约。除此之外，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还发展完善了一整套关于君权制约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臣权制约和君权制约还辅而行，对于维护中国古代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显然，相对于君权制约而言，中国古代针对臣权制约的监察系统更加完善，也更加有效。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脉胳来看，君权制约却早于臣权制约而产生。中国古代关于权力制约的思考，最初主要是针对君权而言的。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君权制约的思想，并且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君权制约的制度体系。只是到了战国时期，特别是秦统一中国以后，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关于臣权制约的封建监察思想和制度才开始萌芽、发展。

一、君权制约产生的政治背景和制度基础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一般认为，夏是奴隶制社会的起点，三代大致均为奴隶制社会。但在政治体制上，人们在习惯上称三代为分封制时期。不过，夏代的分封只是个别现象；到了商代，《史记·殷本纪》中才记载了“商子孙分封，以国为姓”的情况；西周全面继承了商的分封制度，在其统治区域内全面推行。

西周的分封制是以周天子为王，众子弟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大夫。大夫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弟为士。所谓“卿”，“大夫”，“士”，实际上是一族之长。虽然周天子作为最高统治者，有接受各诸侯王朝觐和供奉的特权，有通过册命仪式任命诸侯和王官的分封权，但并没有出现秦以后最高统治集团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状态。

在西周的每一个封区内，诸侯是最高裁判者，因为他们被赋予以统帅其国的特权，他们可通过与周王册命相似的仪式任命自己的臣属，直接控制诸侯国内的基层官吏以及公卿大夫。《尚书·立政》就记载了各个诸侯国的封疆官吏：“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这些官吏与周王朝的中央职官机构类似；在卯篡、逆钟、公臣篡等西周青铜器上也铸刻了相似的铭文。分封制使本来身为“小宗”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内权力无限扩大。这样的情况在西周后期更为明显，诸侯王虽然是周王的王臣，却又是其臣属的君长，权力非常大。这也和秦代建立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地方势力过于强大的分封体制下，君权必然受到相对的约束。政治体制制约着主要的行政法律内容，行政法律内容体现着政治体制的特点和行政权力归属。在西周的政治格局下，君权被限制是实行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独特的政治体系，便很难想象限制王权思想会怎样产生。因此说，分封制是君权制约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和制度基础。

二、君权制约的最初制度设计

（一）以天命靡常、天从民愿的天命观作为君权的终极制约

商代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君权与神权的紧密联系。殷尊天帝为祖宗神，国君则为天子。《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王代表着必须绝对服从的神权，商王的旨意就是神的旨意，商王的决定就是神的决定。商朝的统治者便认为君权天所授，没有力量可以制约君权，因此商纣王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尚书·西伯戡黎》）君权制约力量的缺失，纵容了君权的滥用，成为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周克殷后，天授君权理念受到了前看未有的挑战，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了新的统治者面前：夏、商两代也曾受命于天，为什么都相继灭亡了？

在政治秩序得以正常维持的年代，人们看到的多半是统治者的威力，特别是商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所欲为、可以支配一切的权力。但是，小邦周战胜大邦商的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动，不能不在思想上对当时的清醒的政治家产生强烈的冲击。小战胜大，不能简单地依赖神明，也不能单纯地依靠固有的权力。

在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周的统治者认识到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政治秩序的混乱和政治权力的最终丧失。出于对维护政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周对以前的君权天授的绝对权力观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天命靡常、天从民愿的思想，既是对君权天授思想的修正和丰富，也是对绝对君权的终极限制和制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权力需要限制和制约的理性思考。

（二）以德为核心规范君王的行为

《尚书》是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一部政治公文汇编，其中《洪范》篇对君王的行为从德的角度作出了种种规范。

《洪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