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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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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雅金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东莞企业发生多米诺效应式的倒闭现象。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东莞外资企业主导加工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过度发展将使中国被锁定在比较优势的陷阱之中,阻碍了产业升级,并有可能出现拉美式的“贫困化增长”的现象。由此,广东省于2008年提出了所谓的“腾笼换鸟”的政策。通过淘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引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试图将东莞打造成高科技行业聚集的地区。对于“腾笼换鸟”政策的可行性以及它是否有悖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马宇认为,加工贸易有它自己的规律,东部靠近沿海有它天然的优势所在。因此,加工贸易对于东莞来说仍然是应坚持发展的。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从而带动东莞新一轮的发展。王保林(2008)分析了东莞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以及东莞产业链的特点,认为,通过对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产业的就地改造和升级是实现东莞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择,而盲目地发展新兴产业的做法极易使东莞陷入“结构升级陷阱”。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出发,基于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分为模式A与模式B,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其次,结合买方相对优势、资源需求瓶颈度两个指标对A、B两种产业结构升级模式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东莞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佳模式与政策建议。

二、产业结构升级模式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本文总结两种产业结构升级模式:(1)A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又称阶段式升级模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①表示):购买者驱动型产业进行沿价值链的升级。沿价值链升级指包含生产过程(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角色升级的动态过程,它最终表现为我国本土加工贸易企业占领价值链的高端,更多地把握战略性环节(营销与售后服务环节)。同时,在这一阶段,东莞还对已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部分生产者驱动型产业的加工贸易进行生产过程(流程)与产品升级,即做好加工制造。第二阶段(用②表示)为链条的升级,即从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条升级到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条。这一阶段的产生是第一阶段对高级阶段所需要的高级竞争力要素和商业环境的逐渐培育与积累的结果。第三阶段(用③表示):生产者驱动型产业的沿价值链升级。这一阶段,以增强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作为产业竞争力与升级的重点并沿价值链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攀升。(2)B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又称跳跃式升级模式。该模式下,东莞的支柱产业将定位在汽车、计算机、航空器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将资源集中用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与之对应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路径Ⅱ为从购买者驱动型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节直接向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环节升级。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资企业,试图通过技术外溢效益、信息流动效益以及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打造与发展新兴产业。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分析

1.升级时间长短:过程化与结果化

两种产业升级模式的最终目标均表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替代,但模式A更加注重升级的过程,为渐进式的升级模式。首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内部改造,在高级阶段所需要的高级竞争力要素和商业环境的培育与积累过程中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模式B注重升级的结果,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为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必须不遗余力地发展新兴产业,试图通过集中所有资源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2.经济主体与动力

外资企业“嵌入性”本质决定了其候鸟的迁徙特性,因而,唯有本土企业方能成为A型产业升级模式下的主体;B模式试图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提高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其经济主体将定位在具有高新技术、雄厚资金的外商投资企业。

3.政策差异

经济主体、支柱产业的不同定位必然导致政策倾向上的差异。A型模式下,政策将逐渐倾向本土民营企业,解决诸如:资金缺乏、融资渠道困难等问题,同时会更加注重“市场换技术”政策的权衡,避免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挤出效应;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等政策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度过困难时期。模式B:政策旨在鼓励引进具有高技术、资金雄厚的外商投资企业,重点扶持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4.产业升级的资源需求

模式A下,作为升级主体的企业不仅面临着自身内部资源的瓶颈,还要承受来自国际大购买商与跨国公司的排挤和联合打压等一系列的反升级阻挠,因而对本土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升级过程中企业、行业、地方应重视对软件资源的积累与培育;模式B对东莞的硬件资源要求高,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与完善的基础设施。

5.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

A型产业升级模式旨在解决东莞外向型经济模式下本土企业边缘化、产业空心化问题而逐步地向内向转变。“引进来”和“走出去”在①、③阶段的沿价值链升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