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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负情绪对社会两难困境中合作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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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丽莹钱依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上海,200234)
摘要:本实验选取大学生被试共78名,运用“重复囚徒困境”范式对于社会合作决策进行研究,以无明确线索条件下合作-背叛的两难问题为实验任务,引入正负性情绪变量,考察不同情绪在合作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实验发现:(1)不同情绪唤起对于被试合作得分与信任水平得分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当被唤起积极情绪时,被试的合作水平较高,当被唤起消极情绪时则相反。(2)不同的计算机合作应对策略对于被试合作得分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合作信任得分有显著影响,当对手采用TFT策略时,被试的合作信任水平较高,当对手采用随机策略时则相反。(3)不同情绪唤起和计算机应对策略对被试的合作得分与信任得分都有显著影响,且两者间存在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个体的合作行为及信任水平受到所唤起情绪和计算机应对策略的共同影响。
关键词:合作决策;情绪唤起;计算机应对策略;重复囚徒困境
本论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专项“青少年合作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A1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崔丽莹,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心理系副教授,cui720926@163.com。
1.问题的提出
合作行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了共同目标,协调自己的选择,促进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他人的结果得以实现的行为或意向,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互动方式(AquinoReed,1998)。研究者常使用社会两难困境(socialdilemma)情境来研究合作行为(刘长江,郝芳,2011;刘
,马剑虹,朱,2010)。
社会两难困境是指一个由N(N≥2)人组成的群体在面对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冲突时,必须在最大化个人利益与最大化群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的状态(Samuel,1994)。短期内,不论群体中的其他人是否合作,个体选择不合作总是比选择合作得到的收益多,但如果每个人都去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群体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个体得到的实际收益也会减少;只有当所有人都选择合作时,整个群体的利益最大(Dawes,1980;Kollock,1998)。
VanLange和Kuhlman提出目标理性原则,强调收益并不是影响个体决策的唯一因素,个体所持有的社会价值取向会影响其目标设定,比如在社会困境中,亲社会者更可能追求集体理性,他们更看重平等,追求共同的利益和平等的结果,因而会更多地选择合作;亲自我者更可能追求个体理性,他们更看重自己的绝对或者相对优势,相应会更多地选择背叛。
除了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差异之外,任务结构、群体规模、对他人行为的期望、道德标准、人际信任、人格特质、个体对策、对手身份、个人经历等因素也会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严进,王重鸣,2000;Weber,Kopelman,Messiek,2004;Bonaventura,2006;孙昕怡等,2009;王沛,陈莉,2011;Sonja,Outwerkerk,VanLange,2004)。这些因素可以归为三类:个体差异、任务结构、知觉与策略(刘长江,李岩梅,李纾,2007)。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也会影响其在社会两难困境中的合作决策。容易愤怒的人更倾向于做出不合作的决定(Kassinove,etal.,2002),负性情绪抑制也会影响到个体的合作行为决策(王芹,2012)。此外,一些道德情绪也能够驱动合作。当个体体验到了同情、怜悯、内疚和羞愧等强烈的情绪,这些情绪反应能够阻止他们的背叛行为(Frank,1988;Smith,2007)。其中,内疚是最主要的驱动合作的道德情绪。内疚规避理论认为,背叛会产生内疚情绪,人们为了避免内疚而选择合作(Battigalli,2007)。人们只有在自己背叛而别人合作的情况下才会体验到内疚情绪,并且如果博弈前双方已达成合作的承诺,单方背叛者的内疚程度会显著增加。对单方背叛者的惩罚可以减轻背叛者自身的内疚感(Miettinen,2008)。在内疚情绪唤醒状态下,初中生在两人情境中分配给搭档的代币数显著高于分配给自己的代币数,说明初中生的内疚情绪体验对两人情境中的公平行为有积极影响(丁芳,周,胡雨,2014)。
此外,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对羞耻情绪理解能力高的小学生在经典囚徒困境改编的合作游戏中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张琛琛,2010),而且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体验到尴尬情绪的小学生也会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范李敏,2013)。
除了情绪之外,对手策略也是影响合作决策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将计算机的回应策略分为四种:随机、TFT(tit-for-tat,“以牙还牙”)、“巴普洛夫”(在第一轮中随机回应,之后仅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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