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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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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现代社会潮流和客观趋势。现代语境下，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深层次探讨，因而有必要建立新型、动态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运用、重构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关键词：二元对立现代性民族性动态思维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社会潮流和客观趋势。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方面，也引发了社会文化的深刻嬗变，全球化语境要求我们在研究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演变、文学史认知、价值判断等诸多方面进行不断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一、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现代性的误读

过去许多研究者坚持反映论，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第一位，创作第二位，要求文学以揭示现实生活本质和规律为目的。反映生活为目的的文学本质论，将人与生活对立起来，这种简单的对立思维忽视了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联系，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也影响了对文学现代性的深入探讨。

现代社会中，文学的现代性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在复杂的矛盾过程中生成，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在现代社会相遇时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碰撞，两者充满了悖谬、矛盾，但也有契合之处。不过，许多研究者对这一过程的矛盾性、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依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阐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现代文学转型时期，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曾大量地介绍西方文化思潮、引入文学作品，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有意识地接近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吸收、改造了西方文学的模式和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传统对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作家起到了参考系的作用，许多批评者据此认为：现代文学自生成起便奉西方理论为圭臬，因而西方文学传统及价值体系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惟一目标，中国文学传统在其强劲冲击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断裂，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也随之彻底消解。持这种看法的不在少数，他们把现代性和民族性截然对立起来，认定民族性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它同西方的现代性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使他们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能否对民族性、现代性做出如此简单的界定、区分？显然是不能。例如：能否因为五四文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无情批判就认定它是中国文学传统的一次彻底断裂呢？笔者认为不能，原因有两个：

一是就新文学构建的目的来看，其作品大都包涵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以及希望民族获得新生的愿望，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心里长期积淀的产物，无论是鲁迅的社会启蒙、郭沫若的民族再生理想、闻一多的爱国热望以及茅盾的社会剖析都以关注社会现实、力求挽救国家危亡为前提，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忧国忧民情怀在现代社会的主观抒发。现代文学的先驱者们把批判锋芒指向传统，其目的并不在于解构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切，而是要汲取西方文学中的养分，重构富有活力的民族新文学，这一过程是在对传统的反思、批判中实现的。

在今天看来，无论是“甲寅派”，还是“学衡派”，它们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些思想还是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足以借鉴的资源，即使是曾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也不断地修订自己的主张。没有批判就不会有对民族传统更好的继承，没有汲取，现代文学也就不可能发展，这一点文学先驱者鲁迅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仰。鲁迅在早期的《文化偏执论》中就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构想，中期在《看镜有感》中号召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必须有一种能够“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外来的“汉唐气魄”，后来鲁迅又提出建立既要有现代的形与色又要不失民族灵魂气质的现代中国文化，而30年代王新命等人提出“存其所当存，去所当去”“吸收其所当吸收”的对待中外文化传统的原则与鲁迅在后来提出的“拿来主义”相类似。总之，现代文学先驱者们用西方文学思想作为参考系并将其传统“中国化”，来剔除文化传统中落后的旧质，重建民族新文学，这是对文学传统进行审视、整合、重构的过程，文学的民族根性并没有在反思、批判中消失，而是在此过程中寻求新生。

二是就文学的表现载体来说，许多人认为新文学采用白话文进行创造，这是中国汉字在外来文学的冲击下的痛苦嬗变过程。这个过程中的痛苦应该是有的，但我们还应注意这里还存在着文学自身变革的问题。早在维新时期，谭嗣同、梁启超就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观点，黄遵宪则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可见白话文并非新文化先驱的首创，它体现了先驱者对前人变革文化传统的总结。另外，变革后的汉字更多的是形体的简化，汉字内在的象形性思维、线条性风格依然没变，用母体文字进行言说，本身就是文学民族性的最好体现。

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较明显地体现在“形”与“色”的外在形式上，代表“灵魂气质”的民族根性并没有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