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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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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

内容摘要诺斯和其后的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围绕着“制度”开展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大国兴衰和制度变迁研究，然而，基于“理性选择”的假设，对“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的偏爱，使新制度主义更多关注英国模式下的“连续（渐进）变迁”，对于急剧的突变却鲜有研究。我们拟从“政治衰败”、“失败国家”和“卡里斯玛型统治”等经典理论中寻找资源，以构建一个新的解释非连续性变迁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制度变迁突变政治衰败失败国家卡里斯玛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变迁。然而，我们注意到，无论是诺斯还是其后的历史制度主义，都将视角集中在“渐进变迁”上，对于激烈的、急剧的制度突变，却少有提及，或未展开分析。急剧的制度变迁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无论是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还是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革命性与非连续性变迁常常会进入我们的视野。制度突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因而，寻求制度突变的解释性理论也就更加重要。

制度变迁理论的问题及其补充性研究

诺斯通过他的“制度研究三部曲”（《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开启了制度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史与国家兴衰研究，对政治学界影响深远。但他基于英国和美国经验，认为“制度变迁绝大部分是渐进的”［1］。诺斯认为，“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如果制度不是属于报酬递增的，而且主观观念常常按真实的模型进行修正，那么暗含的假定是：行动者将通过再签约以达成一个更为有效的联合解决方式。事实上，由于制度框架存在报酬递增，其变迁过程是渐进式的。”［2］

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对历史制度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制度主义也试图将“非连续性变迁”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有国内学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处理制度变迁时区分了制度功能变化、制度演进和非连续性的制度断裂三类。［3］由此引发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的“正常时期”（NormalPeriods）和“关键节点”（CriticalJunctures）的划分。克拉斯勒也提出过“断续平衡理论”：“制度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稳定之后，会在某一时期被危机打断，从而产生出突发性的制度变迁，自此之后，制度会再次进入静态平衡期。”［4］这些关于“非连续性变迁”的补充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历史制度主义在这方面的努力是有限的。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英国—美国模式提出的［5］，对于世界其他发展模式和变迁路径的解释力有限。西方学者注意到历史制度主义在解释重大制度变迁的不足后，试着借用其他范式对其进行完善。KurtWeyland在《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新理论》一文中，针对既有制度理论对急剧制度变迁的原因机制解释不足的缺陷，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供—求模型”，他借用了认知心理学的前景理论、示范效应等概念构架自己的理论模型。

首先，KurtWeyland考察了“突变”的供—求两方面。“变迁需求”是危机的出现。什么程度的危机会导致冒进的行动呢？作者引入认知心理学的“前景理论”。前景理论认为，当人们预感到损失惨重时，他们往往不仅不规避风险，反而采取更加激进、冒险的行动，孤注一掷地“赌上一把”。这与理性选择主义的核心假设——理性人是不同的。认知心理学基于大量实验调查，发现人的理性是极其有限的。前景理论发现，当问题与矛盾不深，前景比较乐观时，行动者反而基于“守成”考虑，不太愿意采取改革措施；当出现严重危机，前景比较严峻时，行动者又抱着“破罐子破摔”的赌博心理，采取冒进的激进措施。这种“问题—解决”程度的不对称，是理性选择主义者的“趋利避害”原则始料不及的。

另一个变量是“变迁供给”。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制度变迁的方案来自何处？由于理性不足，技术性的原因和可行性问题，很多改革方案并不来自国内政策制定者，而是来自国外现成的“模板”。历史上有很多“以邻为师”的例子，而在这种外部示范效应中，政治决策者特别容易有选择性地挑选成功样本作为效仿对象，而忽视了适用性问题，这种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带来了波浪式的变迁潮。

笔者认为，KurtWeyland的理论补充开启了一个新的视角，也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一是什么样的危机才会导致激进的变革？二是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如前景理论所言，在“赌博”心态指导下孤注一掷？

政治衰败与失败国家：突变的客观条件

制度“突变”在怎样的危机下才会被点燃呢？我们可以从“政治衰败”与“失败国家”理论里寻找资源。“政治衰败（politicaldecay）”是亨廷顿提出的概念。依据他的看法，政治衰败是与政治发展相对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经济发展理所当然带来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一统天下时，亨廷顿却独树一帜地提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两个相互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