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高等实科教育发展路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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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高等实科教育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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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的教育并没有向短视“国难教育”方向发展，而是针对平时教育的时弊，采取改革措施按部就班的推进教育的发展。在我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除了最终取得抗战军事胜利的同时，中国也收获了另一场教育的辉煌成就。救国需要实业，实业发展需要实科教育。回顾抗战前后14年里我国高等实科教育的发展历程，在钦佩我们的先辈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候，也能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关键词：高等实科教育抗日战争陈立夫

我国的抗日战争是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的抗日战争前后持续了十四年。本文的抗战前期指的是1931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间的时段，抗战后期是指1937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高等实科教育指的是高等学校专业与课程设置和社会科学、经济、军事等应用学科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人民个人生活相关并有利于人的就业。从学科上看，高等实科教育与自然科学、应用学科更密切。

从1931年开始，我国日益处于民族危亡的时期，在这种环境下，我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却存在着严重不适应社会要和个人就业的现实情况。调整学校与专业设置力求学以致用是这个时期高等教育专业发展的主线。

一.应急反应是抗战前期高等实科教育发展的主基调

1.高等实科教育弱化的表现

高等教育发展到三十年代初，由于高等实科教育的弱化，出现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是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所需要的实用人才严重短缺；二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这双重困境严重困扰着高等教育正常发展，也影响到了国家面临民族危机时全民族抗战的准备工作。

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困乏。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在经济发展上试图有所作为，大力发展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但是由于实用人才缺乏，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进步并没有有带来经济和国防上的大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整体发展严重落后。军事工业只能仿造部分步兵武器。同时我国在西医、西药、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方面也是严重短缺人才。

同时大学毕业生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现象。高校的文科生比例高，社会就业机会少，即便理科和工科学生由于课程内容与专业设计照搬西方不适合中国需求。毕业生就业机会也不多。甚至教育部的官员在1931年底指出“学校多一毕业之学生，社会即增一失业之分子，家庭即少一有用之人才。”[1][2]

2.应激反应中的矫枉过正现象的争论与政策的制定

1928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教育发展的理念上有崇尚科学与实用的倾向。针对高等教育中存在严重的不切实用的现状，当时的国民党主要掌权人物提出了批评。蒋介石在1931年4月浙江大学的训词中对当时高校脱离实际的情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现在一般教员，只教功课，只注重教而不注重育，更不注意学生的衣食住行的人生实际生活。”[3]指出当时的一些大学有名无实，青年能够得益的很少。对这种学校必须“悬崖勒马，改弦更张”。1932年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认为高等教育的重点是高等实业教育和高等专门学校，因为这类学校培养的是“技术上极重要之实用人才，故在产业发展上处于中间地位。”[4]改革高等教育向实科方向发展成为教育的主要议题。

高等学校如何向实业方向演进，应用啥样的手段。人们出现了分歧，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激进主张。1932年夏，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主要内容有五条：所有高校停招文、法、艺术专业学生，为期十年；扩充农、工、医科；中学加强数学、物理、化学；小学加重国文、算学；公费留学以农、工、医应用学科，为限为期十年。之后程天放《改革中国学校教育刍议》建议教育应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此种放弃人文社会学科的高等教育发展论调一出立即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蒋延黼发表了《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一文对陈果夫的主张进行反驳：他认为简单的发展农、工、医等学科是生财的教育论，现实中“学农的从事农业的简直是例外，学工的改就他种职业和闲居的也不少，近年教育和职业不能相辅而行的原故是很复杂的”[5]简单的发展不能有效。并認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应以人的求知欲和社会需要双重标准来确定。教育部官员吴俊升认为陈果夫的提案是“在精神上渐远于全盘西化之理想，而渐进于中体西用之原则”[6]是教育发展的复辟现象而非进步。这场争论也使头脑热的人日趋冷静，能够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审视高等实业教育发展的方向，防止激进的措施影响到教育的健康发展。

1932年底，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合并审议了陈果夫、程天放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出矫枉过正的教育提案。并没有通过陈果夫的教育案，但是确立了“应注重养成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使学校毕业生均为社会生产分子，而矫正过去教育徒事空谈，忽略实践之弊病”[7]决议。发展实科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