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技术与记忆构建：西方社群档案建设述评.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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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技术与记忆构建

西方社群档案建设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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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档案的价值已经从服务于国家和学术精英（尤其是历史学者）延至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诉求，包括公共政策的责任性、信息的自由度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如利用档案保护个人权利、开展各层次的文化遗产教育、分享个人及社群与过去的历史联系等）”[1]，再加上普通民众文化信息权利意识的增长，从而使得社群档案（communityarchives）概念日渐成为国际档案学界热门的研究话题，它要求档案馆为不同地域、身份、性别、经济地位、文化习俗等特征而形成的社群开展查档、建档服务，为其重建、恢复记忆，使特殊群体或少数族群在国家记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扩大档案馆的社会影响力和服务辐射面。本文从权力、技术与记忆构建三个维度入手，试图为西方社群档案思想的源起、发展及未来图景等问题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进而更好解读社群档案建设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1后现代主义：“权力的档案馆”与“档案馆的权力”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思潮，他们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通过揭示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消解长期以来“知识”“真理”“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文建构因素，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2]。后现代主义学者排斥所谓的世界观、元叙事、宏大叙事和整体性，更强调非决定论、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等，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3]，从而逐步引起了开始主张利用档案积极构建社会记忆的档案学者们的共鸣。

后现代主义引入档案界首先可能源自信息技术对档案学理论带来的压力。数字信息技术使得传统的文件、档案、证据等概念的内核发生了重大变化，档案学者对此产生了诸多困惑。1994年，特里·库克在澳大利亚《档案与手稿》杂志发表文章首次专门谈到了后现代主义在电子文件时代的影响[4]。他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文件不是客观的事物”，但文件、档案背后的来源，反映了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权力关系，档案工作者推行电子文件管理的后保管模式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倾向。1998年，美国学者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专家玛格丽特·赫德斯特特伦（MargaretHedstrom）专门指出：“档案工作者同时需要努力将电子档案利用者培养成为具有鉴别能力和怀疑精神的数字信息消费者。档案工作者需要教育下一代学者和公众要学会用质疑思维去处理数字证据……在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像对待传统形式的文件一样接纳电子证据之前，档案工作者有责任帮助利用者来评估、理解和阐释新的文件形式。”[5]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对档案的阐释引起了西方档案学者对传统档案管理思想与模式的深刻反思。1968年，福柯在《关于科学的考古学——对认识论小组的答复》中指出：“我所谓档案，并非指一种文明中所保存下来的所有文献的总体，也不是指人们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所有记录，我是指一种文化中决定陈述产生和消失的规律游戏，其残留和抹去，还有其作为事件和事物的诡异存在。在档案的整体材料中分析话语事实，这就不是把它们视为包含某种隐蔽意义或某种结构规律的文件，而是视之为建筑物。”[6]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进一步谈到了他对档案的理解：“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我们不能透彻地描述某一个社会、某一种文化或者某一种文明的档案；无疑也不能描述整个时代的档案。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的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的形成的描述。”[7]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整体性、连续性、规律性、同一性等传统概念进行质疑，侧重话语分析以及话语事件本身的规律，强调陈述的非连续性、断裂性、扩散性和转换性等，破除了以官方档案和主流叙事方式构建连续性、同一性和总体性的传统历史书写风格，凸显了由语言维度清算“主体形而上学”的“档案”，因此福柯被法国学者吉尔·德勒兹评为“新一代档案保管员”[8]。1996年雅克·德里达的《档案馆热》（ArchiveFever）英文版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现代主义思潮更深入地影响着档案学界对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与思考。德里达认为，“档案馆不是一个单纯的静态资源保存库，而是塑造社会记忆的中介”，他坚信，一个社会如何构建记忆或档案并提供利用，是该社会民主制度健康状况的晴雨表，“有效的民主化通常可以通过这一基本准则来衡量：民主的参与度和档案的可获取性、宪法及其代表性”[9]。不难看出，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家们将档案看作知识和权力的来源，档案对社会和个人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档案工作者必须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在“过去”“记忆”“知识”等社会观念的连续性和变迁中寻找最终的问题症结，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