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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城市群大都市阴影区效应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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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三大城市群当中只有京津冀地区出现了大都市阴影区效应，本文从产业协作和人才流动的角度分析，三大城市群在产业协作的空间结构、资源禀赋、市场成熟度方面珠三角和长三角相较于京津冀都具备优势，同时基于人才流动视角从工资水平、就业环境、教育条件、生活服务四个方面分析北京大都市阴影效应的原因。

关键词：大都市阴影区；产业协作；人才流动

一、引言

区位研究把城市与区域的空间既看作一种生产的成本,又看作一种可以增殖的生产资源。传统的区位理论十分看中城镇分布的实体空间位置，在城市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区位即可以成为城市的优势，也可能阻碍城市的发展。在大的城市群当中，城市的分布呈现中心——外围的状态。外围的城市所处的区位即和中心城市的距离有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助推城市的发展，另一种是阻碍城市的发展，后者就是大都市阴影区带来的影响。

二、大都市阴影区效应的表现

所谓大都市阴影区就是虽然临近中心城市，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周边小城市并没有得到中心城市发展的辐射甚至是中心城市的发展阻碍了周边小城市的发展。当中心城市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时候，各种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这种资源的集聚一般是跨越周边小城市直接向中心城市发生的。在这个阶段，小城市自身的资源也会在中心城市强大集聚效应的驱使下出现外流，因而阻碍了周边小城市自身的发展。

而在中心城市发展成熟向外扩张时，这种扩张也有可能是跨越空间的扩张，这种扩张分为三种形式：产品的扩张、物质化生产要素的扩张和非物质化生产要素的扩张。其中非物质化生产要素包括信息、资金等。显然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信息和资金这种非物质化的生产要素的扩张是超越空间限制的，因而周边小城市也没有享受到中心大城市的辐射作用。

三、我国三大城市群效应差异原因

我国典型的三大城市群当中，京津冀地区有着明显的大都市阴影区效应，而在另外两个城市群中该效应表现并不突出。本文认为，之所以三大城市群在大都市阴影区效应上呈现了不同的状态，可以从城市群产业协作和人才流动两个方面去分析。

3.1产业协作视角

在产业协作的空间结构上，虽然发展初期三大城市群都是明显的圈层结构，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差异，长三角的产业协作模式是“一主多副”的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上海作为中心城市有着很大的经济体量的同时江浙地区的发展放眼全国也堪称前列，从GDP上来看，截至2018年底，上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679.87亿，虽然在全国地区都处于高峰位置，但是浙江、江苏等地的经济体量同样瞩目。江苏省南京、苏州、无锡三地地区生产总值均超过万亿，分别实现GDP12820.4亿、18597.5亿11438.62亿。而浙江省也有杭州、宁波两地生产总值超过万亿，分别实现GDP13509.2亿和10745.2亿。因而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呈现着众星捧月的城市结构。

与长三角地区“一主多副”模式相对应的珠三角地区呈现的是典型的多中心模式，其在我国对外贸易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都在泛珠三角的范畴内。同时，在“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下，珠三角地区一直呈现着经济迅猛发展的态势。

反观京津冀则呈现“中心——外围模式”，河北作为京津的外围地带持续为京津两地“输血”，如为北京供给水资源，并且成为首钢等重污染企业的接纳地，一个首都、一个港口不但未对河北发挥拉动作用，反而产生了虹吸效应，造成了北京独大、天津紧随其后、河北羸弱的局面。

同时三大城市群的要素禀赋不同，长三角城市群是要素禀赋内外联动型，产业协作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部分来自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供给，部分来自区域内部兄弟省份的要素支持；珠三角的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港澳台地区的资金、技术，加上内陆地区的劳动力优势共同支撑着珠三角的产业协作。而京津冀地区是比较典型的内资主导发展模式。

在市场的成熟度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协作具有明显的政府引导下的市场驱动型发展，以及具有民间协作背景下倒逼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特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一体化产业协作模式。而京津冀产业协作还处于“自上而下”阶段，呈现出政府主导的特征。

3.2人才流动视角

人力资源集聚是一个地区发展的标志同时能够促进当地的发展，京津冀城市群之间的人口流动明显的特征是河北流入到北京和天津的人口是高端人才，回流到河北的人口确是京津的中低端人才。这样的人口流动格局将造成“马太效应”，京津地区由于其吸引了大量人才会进一步拉开与河北的差距，这样河北相对于京津的吸引力更弱进而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

之所以在人才流动上呈现这样的态势，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工资水平，就平均水平而言，2017年北京市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01599元，河北省同年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3036，平均数的反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