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翻译中的自创方言现象研究前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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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翻译中的“自创方言”现象研究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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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贺

摘要：方言翻译是翻译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方言对译和译者自创方言是目前大部分译者在应对作品中的方言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其中，译者自创方言即通过杂糅和内省等一系列具有个人特色的手段为其译文中的与原文方言部分对应处添加某种方言色彩。这种陌生化手段与方言对译相比各有在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看来的优势和不足，是研究对方言等具有陌生化特征的语言变体进行语际转换进行研究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方言翻译;方言对译;自创方言

一、研究背景

“自创方言”是一种经作者或译者杜撰产生的标准语变体，也被称为“虚拟方言”（virtualdialect）（Pinto，2009：296）、“合成方言”（syntheticdialect）（Morini，2006：133）（转引自余静，2018：22），其存在主要是为凸显本身与标准语间的差异，同时避免读者出现错误的地域文化或社会身份带入。虽然术语多有不同，但其本身既属于标准语变体，又不包含明显地域特征，读者在阅读时容易感知。译者对自创方言的选择是建立在决定是否要在译文中抹杀原文的方言与标准语间差异的基础之上的。若决定在译文中保留原文方言特色并相应使用标准语变体（弃用其他补偿手段）作为方言翻译的主要策略，在译文中使用自创方言则位列使用地域方言对译和方言特征淡化的具体策略选项之间。地域方言对译的理论基础首先由卡特福德（J.C.Catford）提出，认为可用对等的目标语方言对译原文中出现的无标记方言片段（unmarkeddialect），以求“人文地理或社會地理上的对应”（汪宝荣、谢海丰，2016：39）。方言对译法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和反对，主要是因为分属原语和译语变体的不同方言之间不能形成协调的对应关系（韩子满，2002：89），导致内涵意义脱节（connotativedisjuncture）（Craig，2006），且译作读者可能因为译作中特定地域方言的选取与作品本身采用方言的意图的结合而感到不必要的困扰或伤害（Bhatnagar，1993：100）。淡化原作中文学方言特征的译法作为一种补偿性的手段，是在方言对译法无法达成在译文中保留作者或译者所期待的方言特色和社会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翻译策略：在译作中以不同文体标示出原作中持方言者与标准语使用者间的差距，如用口语语体或俗语俚语翻译原作中持方言者的人物话语，以期其与其他持标准语人物之间形成落差。在译文中淡化原文方言地域特征，只保留其差异性和陌生感的策略常被用来同方言对译法进行对比，因其避免了后者简单的地域文化移植而又兼顾功能而受到译者和学者的欢迎（韩子满，2002;卞之琳，2002;陈国华，2007;王艳红：2008;陈胜利：2013）。在译作中对原作的方言特征淡化仍有程度上的问题。淡化方言特征的主要目的是方言功能保留，因此如果程度过深则会抹杀方言在原文中体现出的差异性，使方言特征淡化译法变为标准化译法（汪宝荣、谢海丰，2016：44）。此外，在译文中将原文方言变为译入语口语或俚俗语，实质上消除了原文中持方言者的地域文化差异，也等于是消除了他者在这个层面上的主体身份。当今更多学者对主体多元、他者声音的呼吁和探讨表明，我们无法忽视“他者”与“自我”之间存在的距离（蔡新乐，2005：23）。因此，方言翻译也需要另辟蹊径，寻求出路。自创方言便是对此的一种试探。译者使用不包含特定地域成分的一种自创的译入语标准语变体来对持方言角色进行勾勒，将原文中所包含的地域文化差异尽量地融入译文里对其差异性的凸显中。对方言翻译中的自创方言所进行专门研究的缺失已有学者提起（汪宝荣、谢海丰，2016：），因此笔者将其作为未来一个主要研究方向，试图为这一研究空白尽一点绵薄之力。

方言作为文学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作品融入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近年来，随着不少带有丰富方言色彩的文学作品被引进或译出，方言翻译的问题很难不引人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变体背后包含的大量信息一并为读者接受始终是文学翻译面临的难题。为此，国内外翻译界，尤其是国内的翻译研究者对于方言翻译的关注度持续上升，产出了丰硕的成果。从时间上看，翻译研究者对方言翻译的关注经历了由个案研究逐渐走向共性研究，由微观到宏观的过程。

张谷若在译托马斯·哈代小说《伯德家的苔丝》时使用的山东方言首先获得多位学者关注，对于方言对译是否合理的讨论也由此展开，进而是对方言对译法合理替代方法的探索。孙迎春（孙迎春，2009）认为，张译妙在“地道”，这其中包含了其方言对译的策略选择，其方言对译是生态翻译观中“适应”的体现，是一种功能对等（孙迎春，2009：4）。韩子满（韩子满，2002），孙致礼（孙致礼，2003）通过对译入语中的山东方言进行的详细读者接受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