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关系与功能：法治与德治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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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关系与功能

法治与德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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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传超

摘要“中国特色”已成为人类治政的路径选择，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所构建的治理模式，彰显了法治精神与德治精髓的结合。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汲取传统法治与德治的经验、教训，借鉴国外法治元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两者结合，共同作用于国家治理体系。将法律形式与道德价值相结合，同时尊重社会主体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选择，是法治与德治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关键词法治德治功能

：D90：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1.240

当下，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具有特色的中国创造，为人类治政模式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从1996年“依法治国”治国方略的确定，到2001年“以德治国”主张的提出，再到“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战略布局的推进，十多年的时间，以法律与道德为核心的治理模式逐步融合，共同作用于国家治理体系。对法治与德治的研究，应从二者本身的内涵、关系、功能的维度出发，结合国家治理需求加以考察，寻求两种治式结合的进路。

一、法治与德治的内涵

（一）法治

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法治”的概念。英文中法治译为“Ruleoflaw”，意思为法律的统治。西方人普遍认为，“法治”即法律“掌控”整个社会运行秩序，约束政党、团体、个人等社会主体的行为，正如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提到“无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束缚。”一切主体的行为活动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认为法治的内涵包含两个要素，即每个人皆服从法律，且受到服从的法律是良善的。“每个人皆服从法律”一方面体现法律的最高地位，也涵盖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是良善的”体现了作为国家治理根基的法律不能施以“暴政”来管理国家。

马克思曾说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总的来说，法治的问题可概括为法律与国家治理者地位高低问题，同时这也决定了国家治理模式的走向：法治抑或人治。

国内学者对“法治”的认知主要有四点：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一种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是一种良好的法律秩序、法治代表着某种具有价值规定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总之，法治的重点在于法律作为最高地位的“治理者”管理国家与社会，形成良好稳定的发展秩序。

（二）德治

德治的发展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其为传承与发展在“中国土壤”上的治理模式。从古至今，几千年的国家治理中德治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古代社会是至上而下的君主专制社会，位阶越高权力越大。在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上，以倡导“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治政思想成为主流，究其原因在于：儒家倡导社会形成“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环境，君王要“为政以德”，进而百姓就可以在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中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儒家的治政思想得到百姓的认可。但是，这样的理想图景难以实现，处于权力顶峰的君王难以自我约束，没有更高位阶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最终德治不可能战胜人治。正是在“人治”的影响下，儒家思想的“大爱”思想走向异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与“人治”思想形成了契合。由于儒家所倡导的德治是建立在等级差序格局之下的，难以实现整个社会中每个个体的平等，所以古代德治模式无法摆脱封建君主专制，无法将“仁、义、礼、智、信”建立在君主专制之中。

现代的德治建立在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道德价值之上，其所追求的图景在于引导社会各主体的行为，培育良善的道德品行，避免个体矛盾冲突，驱使各主体维护社会和谐运行。

二、法治與德治的关系

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能否结合存在两种观点：结合论与对立论。结合论者主张，法治是维护国家、社会运转所需要的对社会主体行为的规范要求，德治是引导社会主体追求道德价值而形成的对其内心制约机制，两者分别规范了行为与思想，两者结合达至内在的统一才能符合社会稳步发展的需要。对立论者认为，与法律的成文形式相比，道德是不成文的且其背后所倡导的道德价值极为模糊，难以引导主体行为，如若强制推行德治会打乱法治所构建起来的社会运行秩序。法治与德治并非孑然对立或完全重合，两者交叉存在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这具体体现为法治所追求的价值与德治所追求的价值部分重合，如两者都建构了一种社会发展秩序等，这一部分重合价值是社会运行所需要的基本价值，但德治中也有与法治相冲突的价值，如古代德治中所蕴含的等级秩序与现代法治中平等价值所对立，应为现代社会所摒弃。

对于法治与德治是否共存的问题，从文化传承维度看，德治已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时间，它的存在有着深厚的底蕴与特殊的价值，传统文化中对“仁、义、忠、孝”的追崇，百姓心中厚重的即使是现代社会所摒弃的道德价值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难以根除，废除德治而独选法治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