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和高加林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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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和高加林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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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柯

摘要：于连和高加林同为世界文学中向上爬的小人物的典型文学形象，他们悲剧结局是相似的。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使他们的悲剧各有各的不同。这正揭示了司汤达和路遥在文学创作中渊源上的影响关系。

关键词：于连；高加林；比较

：I0-03；I106.4：A：1005-5312（2017）15-0003-03

黑格尔在谈到对客观事物进行比较研究时说：“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①司汤达的《红与黑》和路遥的《人生》中塑造的于连和高加林两个典型文学形象的产生，相隔一百多年，于连诞生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高加林则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的两个典型文学形象体現了各自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积淀。这是他们二者之间不可替代，不可混同的重要历时性差异。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典型文学形象的共时性角度深入研究，我们依然会发现，他们各具特性的血肉之躯中却包含着同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灵魂，这也就是他们二者的共时性相似。

一、异中之同

列宁说：“如果要做历史类比，就应分清并确切指出不同事件的共同点，否则就不是历史类比，而是信口开河。”②于连和高加林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仔细考证当时法国和中国的历史状况，从历时维度上讲二者之间有不可跨越的一个多世纪，从共时维度上讲，他们二者的处境又是那么的相似。在《红与黑》的出版扉页上，出版者明确指出“本书准备好出版时，正值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发生，把所有人的想象力引入一个不宜发挥的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下文字写于一八二七年。”③这里所谓的“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就是一八三零年七月，法国波旁王朝二次复辟后，查理十世即位，于一八三零年三月解散众议院，七月取消言论自由，七月二十七日，巴黎工人上街，二十九日，攻占王宫，称为“七月革命”。也就是说，司汤达的小说写于法国七月革命前期，这一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产生着巨大的冲突，社会关系正进行着巨大的重组。于连正是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社会环境之中。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平民青年，他是处于一种悬浮状态的，有一种向上爬的理想和爬不上去的现实左右着这个“宁可死一万次也要飞黄腾达”的小人物。无独有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所生存的环境和于连有着惊人的相似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一时代条件使中国近乎森严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这就让高加林似的农民青年有了巨大的城市渴望，然而近乎残酷而又让人尴尬的现实又总是让这种渴望只能是画饼充饥。按照路遥先生的描述，那一时期的中国“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却发生着复杂的变化。”④高加林正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交叉地带”，和于连一样处于“悬浮状态”。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于连和高加林处于一种近似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是他们之间产生相似点的客观前提。

从于连和高加林主观方面研究，我们又可以发现他们二人的许多相似点。首先，他们二人具备了造就相似悲剧性格的客观前提。于连出生于法国维里埃小城的一个木匠主家庭。可是，于连自幼对木匠活儿一窍不通，却聪颖好学地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他最喜欢读《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崇拜拿破仑。自小受到拿破仑时代一个老外科军医的影响，常常阅读卢梭、伏尔泰的著作。为了知识，他又在贝尚松神学院进修，虽然他不信上帝，但他却可以用拉丁文把《圣经》倒背如流。这无疑使于连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出身于农家的知识分子，使他以后努力向上爬有了客观上的前提和主观上的诉求。高加林和于连几乎是相同的，高中毕业没有考入大学的一个农家子弟，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几乎等于说他已丧失了走出农村的机会。高加林作为一个农民是不称职的，他甚至不会耕种，长得“一点也不像农民”。他会画、会唱、会吹、会打篮球、会摄影。也就是说，于连和高加林同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却又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用于连的话就是“他们虽出身卑贱的阶级，可以说受到贫穷的压迫，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厕身在骄傲的有钱人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他们的悲剧是一种必然的因素左右着。一方面，他们摆脱不了现实的残酷；另一方面，所受的良好教育又使他们在精神上迈入了高层。这无疑是悲剧性格诞生条件。其次，于连和高加林在爱情中的表现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于连十九岁到德莱纳市长家做家庭教师，他那种“生下就不是下跪的人”的野心，让他迅速展开了所谓的爱情计划。在于连的眼中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