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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浒》的翻译看翻译策略中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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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是其结果……话语传递并产生权力，它加强权力但又削弱并揭露权力，使其虚弱并能够使其挫败。

《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一旦成为名著，就意味着通常要翻译成外文，让非母语的读者可以阅读。当然，翻译有时是“主动的推销”，有时是“积极的接纳”。前者说的是，母语的主体自己翻译，目的在于“推出”，用一种话讲就是“开拓进取世界”。后者说的是，非母语的主体也即“他者”翻译，目的在于“接入引入”，时常通称“引进吸收打开眼界”。现代性的展开，其方式之一，就是翻译。

翻译中有学问，而且是大學问，故现在对翻译颇多研究，遂促成一门显学成立，造就了新的学术分工，并引发了“翻译极为可能是一种话语策略”的警惕。人们开始思索，翻译是否隐含着话语权力的运作。《水浒》的翻译，历经数次，其本身的故事，翻新不断，其中似乎就有“策略”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国际友人，叫沙博理。此人居住中国多年，十分精通汉语，又特别喜好《水浒》。当时篡政的“四人帮”力邀沙博理用英文翻译《水浒》，以便“推销”，送及海外。沙博理勉强答应下来。翻译完成之际，沙博理将译稿交给“四人帮”，算是交差。可“四人帮”初读英文译本书名，立即表示了不满。英文书名是HeroesoftheMarsh。“四人帮”说，宋江被帝王招安了，他是叛徒，而且跟随他的相当一部分梁山泊人物，没有“阶级觉悟”，同样是叛徒。既然是一群叛徒，怎么能用heroes（英雄）这个词？所以，这里的翻译之误是根本性的，有关立场。“四人帮”有想法，他们觉得，既然是“开拓世界”式的“推出”，就要有意识地通过翻译策略引导非母语的读者，让他们看出历史中人物的真正问题，特别是历史中人物和当代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以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某些人物的“深层一面”。“四人帮”说，应该用与中文里的“歹徒”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而且要求沙博理一定要准确找到这个英文词。“四人帮”指出，梁山泊人物，开始时是“造反”，可后来是叛徒，两相连贯，就有了比叛徒还要恶劣的情节，于是非用“歹徒”一词就不能揭发其实质。沙博理这时发现，“四人帮”对翻译有点在行，接着答应找词。最后，英文书名成为OutlawsoftheMarsh。outlaws的确有中文“歹徒”的意思，而且，主要是这个意思。“四人帮”读后，觉得“爽”，遂宣布翻译“大功告成”。然而，沙博理暗自偷笑，而且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还不无得意地说，outlaws还有中文“好汉”的意思，通过全书的翻译，英文读者一定相信，书名在指“好汉”！沙博理似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用outlaws的双重隐意来暗中进行话语抵抗运动。他同情那些“四人帮”不喜欢的人物。

在《水浒》翻译过程中的这个“版本”故事，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翻译的意识形态策略的斗争。

现在转入法律问题。在梁山泊的特定语境中，不论heroes，还是outlaws，都针对的是法律制度。不同意思的语词使用，表现了对特定人物或者特定法律制度的不同立场。尽管，英文里outlaws也有“好汉”的意思——和“英雄”的意思有了点滴相通的地方。但颇为重要的是，“英雄”所对应的“反抗”，表达的是对一类制度的否定;而“歹徒”所对应的“违反”则相反，表达了对一类制度的肯定。

在法学里，一个问题始终暗中作祟：为什么在某些语境中，人们总是中性地看待法律？比如，在前面的语词使用中，无论“英雄”还是“歹徒”，无论“反抗”还是“违反”，都没有否定法律本身的资格;而在某些语境中，人们却仅仅正面地、怀有偏激道德立场地看待法律，比如，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中总有“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法，平之如水”……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法学里常说的实证主义话语和自然法学话语的“争论”现象。实证主义从来都说“法律的存在是一码事，法律的好坏则是另一码事”，因而，在《水浒》的翻译中，“英雄”“反抗”也好，“歹徒”“违反”也好，同时都是对法律资格的认定，但却可以表现出对法律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自然法学，尤其是极端的自然法学理论，则是相反，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好坏从来都是一码事”，所以，在“英雄”和“反抗”的语词使用过程中，法律表面上看是存在的，实际上则并不存在。否则，英雄就可以反抗“正义的”“智慧的”“平之如水”的法律了，这会违反了一些重要的语言游戏规则。

但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笔墨官司”已经过时。因为语言的使用从来都是应景式的，更为打紧的是，语言的使用者，从来都是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语言使用，并不喜欢跳出“自己的立场”，尤其针对法律这样的社会建制问题。进而，语言游戏规则也变得是多重的、复杂的，构成了多维曲扭演化的空间。而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话语，都在从“他者的立场”来讨论问题。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