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东晋诗文研究流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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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东晋诗文研究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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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晋诗文以其独特的风采，历来备受文学史家的关注。本文对20世纪的东晋诗文研究材料进行爬梳整理，以时间为线索，揭示一百年来东晋诗文的研究流程及其嬗变轨迹，凸现东晋诗文的自身特色，以期为新世纪的东晋诗文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二十世纪/东晋诗文/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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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文学史家较早论及东晋诗文及作家的，首推刘师培，他在《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潘陆及两晋诸贤之文”中云：“东晋人士，承西晋清谈之绪，并精名理，善论难，以刘琰、王蒙、许询为宗，其与西晋不同者，放诞之风，至斯尽革。又西晋所云名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深、道安、惠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郗超诸人，并承其风，旁及孙绰、谢尚、阮裕、韩伯、孙盛、张凭、王胡之，亦均以佛理为主，息以儒玄；嗣则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论。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晋，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即孙安国所谓‘南人学问，精通简要’（《世说新语·文学》）也。故其为文，亦均同潘而异陆，近嵇而远阮。”刘氏对东晋文学特点的论述，虽简要却精辟，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鲁迅在1927年《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也涉及了东晋。他认为稽康、阮籍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

???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谈及东晋文学时指出，永嘉南渡后，玄风大炽，影响之巨，波及文学。因此，尽管世积乱离，但文章始终表现出一种纡徐雍容平和的面貌。刘勰谓之诗必道德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但理过其词，雕润恨少；而葛洪才章赡丽，自成一子，又嫌缛而伤俊。若乃无雕虫之功，而探怀以抒，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埃尘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旷观者，其惟王羲之、陶潜乎。”钱氏所论，符合东晋文坛的实际情况。

???王瑶于本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古文学风貌》一书中有《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章，是专门研究东晋文学的。该文从玄言诗谈起，以郭璞为玄言诗的创始人。认为钟嵘《诗品》所说的“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变其体；刘越石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的推论似难成立，因为当时著名的玄言诗人是孙绰、许询、袁宏诸人。又说玄言诗的毛病在于“理过其词”。不是说诗不能说理，而是理要通过作者的思想感情，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才是诗。在王氏看来，玄言诗一定要巧陈要妙，萧条高寄，像偈语似的说理，才是当时的好诗。对于山水诗兴起的原因，王瑶认为，永嘉时，名士南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玄远恬淡的心情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于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绝大贡献。对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变迁，王氏认为，并不是诗人的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老庄其实没有告退，而是用山水乔装出现了。与其说是山水诗的改变，毋宁说是玄言诗的继续。王氏还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只是山水诗的另一种形式的发展。王氏的论述深刻而有创见，特别是对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三者关系的论述，乃发前人所未发。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没有正式提及东晋文学这一名称，而仅列陶渊明一节，可见其对东晋文学的不以为然。然其论永嘉文学时所及的郭璞、孙绰、许询等人，实际上都可算作东晋文学家。刘氏对玄言诗的评价很低，认为除了述道佛的哲理外，更要勉力拟古，于是都变成一种歌诀和偈语了；而且这种玄虚的诗风占领了整个的东晋诗坛，导致诗坛而加沉寂。刘大杰的观点对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著作有较大影响，60年代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东晋文学的评价上，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涉及较少，二是评价不高。例外的是陶渊明和王羲之，陶渊明研究另有专文论述，此处只说王羲之。60年代郭沫若作《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6期）认为此序为隋僧智永所作，引发了一场讨论，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兰亭论辨》收录十八篇文章，主要是倾向郭文的，相反观点的文章只有三篇。这场讨论实际上有某种政治背景，不能算是正常的自由学术讨论。

???80年代起，有一批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特别是东晋的山水诗，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李罗兰《试论我国山水诗的产生》（《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2期）认为东晋处于山水诗的开创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