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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土地财产制度的演进与启示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进，无论哪个朝代，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而作出的调整。在整个演进过程中，应以宋代的土地制度为分水岭，宋以前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土地王有制，土地的一部分被分配给农民耕种，另一部分则以社会等级及勋功的形式分配给有功的人使用，农民上交土地占有税，以保障国家的运行。宋以后正式承认了土地私有，国家需从民间购买土地，导致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下降，政治权力逐渐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土地的交易形式也逐渐明确，国家以收取土地转让税维持运行。我国当下的土地制度类似于永佃制和“一田两主”习惯的结合，且在土地交易过程中应适当吸收宋以后交易的优点。

标签：井田制；均田制；土地私有；土地买卖

六千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出现了财产私有制，反映在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上，主要表现在对财产的归属及流转的问题上。由于我国古代社会“重晨抑商”的社会基础，商业远没有西方社会发达，因而在农耕社会的我国，土地就成为了最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对社会各阶层和经济发展都极为重要。因为在我国古代，人们的生存基础与土地权利有直接的联系。这从历代王朝更迭主要因为王朝后期的土地兼并可见一斑。所以，说我国古代的产权制度是仅仅围绕土地所有权为核心而构建毫不为过。[1]

一、引言

在我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都有着其独特的土地制度，由此导致了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极为复杂。最初，土地的所有权并非是上天赋予的，而是圣人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分配的结果，这种分配的程序被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形成了我国古代特有的土地财产制度。一般来讲，圣人所分配的土地本质上乃归国君所有，国君根据臣民的不同等级或军功将土地按照不同的比例分配给他们使用收益。这种最初的分配制度主要集中于我国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分配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产生了土地使用收益权的授予；其二，在这种占有土地并在使用收益的情形下，逐渐产生了土地私有，这种私有以承担赋税的形式被国家所认可。与罗马法中的土地制度不同，我国古代并不存在能够足以与公权力相对抗的私权，自然也就不存在永久性的能够排除公权干预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我国古代所谓的土地所有权实质上乃为一种国家对土地财产的分配与使用，国家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将所分配的土地收回再分配，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之初对土地进行的重新洗牌。因而我国古代以礼制为中心的规则制度主要是国君对臣民的土地财产的再分配而并非为西方能够与公权对抗下的私权的自由交换。木文以此并围绕这一主线来对我国古代的土地财产制度予以详细分析。

二、先秦的土地财产制度

由于对夏商两代的土地制度并无系统的考古发现，因而对夏商土地制度的梳理是极为困难的，一般认为，直到西周时期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才逐渐成型。西周时期对土地制度施行土地王有制，周天子对土地享有最高的所有权。［2］西周初期，周天子通过分封制将其所有的土地分配给臣民使用收益（取得土地的臣民只有对土地使用收益的权利并无所有权），但所分封之土地并不能进行交换或买卖，且臣民对周天子有进贡的义务，由此形成了井田制，周天子有权对所分封的土地以“削地”的方式收回。⑶通过对当时之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情况来看应该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但西周中期以后，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原有的井田制中公田部分虽不能自由交换，但是私田部分（简单的占有部分）却逐渐固定并进入流通领域，私田成了真正的私有财产，并且随着开垦的私田越来越多，公田的比例逐渐减少并荒废，这直接导致了各诸侯的势力逐渐壮大，由此周天子对所分封诸侯的控制力大大减弱，土地也逐步由周天子实际所有转为各分封诸侯及贵族私有，此时出现了大量的以土地作为买卖、赠与、交换的对象，而所进行的订立有关土地契约的情形，往往要举行比较正式的仪式，双方当事人之间要进行宣誓，还要有证人在场见证。［4］也就是说，西周中后期逐渐允许土地买卖，土地私有出现了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得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导致了井田制的进一步瓦解，甚至连最初的公田也被各分封的诸侯与贵族划为己有，如秦国的“初租禾”按照私人占有的土地面积进行收税，说明了私有制已经萌芽。［5］战国时期，如秦国，废除了井田制，施行授田制度，承认土地的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当然此时在名义上土地仍为国家所有，但土地私有化越来越明显。虽然允许土地私有且能够买卖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给后世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且自秦以后，历朝历代都围绕着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但收效甚微。

三、秦初至清末土地财产制度的演进

秦朝建立后，施行“使黔首自实田”制度，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