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学科三十年：走向离散.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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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学科三十年

走向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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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美学的发展变化的确很大。但要对这种发展变化作出概括似乎并不容易。不过在我看来，在西方学术影响下研究观念和视域的扩展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美学的兴起并非单纯因为观念的“拨乱反正”，而且也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理想主义的社会发展热情激发了“美学热”的兴起。更重要的是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思想界。美学译文丛书的出版就是这个时期美学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李泽厚先生为这批丛书写的序言中提到：“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他主张尽快大量翻译外国的美学书籍，“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完本，倒不如先放手大量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在他的鼓励下大量翻译引进的外国美学著作，对于拓展中国美学研究的视野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前，人们谈到中国美学思潮和流派时，通常是以“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区分为“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等不同派别。由此可以看出，过去的美学理论主要兴趣是集中在“美的本质”之类形而上的问题上。随着西方理论的进入，美学研究也在寻求新的发展。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论文中提出的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一个重要信号。随后有一批研究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出版，如《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科学方法论》（1981）、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1983）等等，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关注也随之而起，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年因此被称为“方法年”。这个时期进入人文学科研究视野的新理论主要是科学理论，如风行一时的“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李泽厚所说的“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的热情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美学研究者们一度幻想可以把美学研究科学化，就连李泽厚本人也曾想象在将来可以用方程式来解决美学问题。在当时刚刚翻译进来的书中，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研究往往被认为更加“科学”。如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用完形心理对视知觉现象的解释、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用情感符号对审美心理的解释，都曾经被许多人当作解决审美心理问题的最正确理论。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对于美学而言，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寻找新的理论解决老的问题这样一种状况中。美学仍然在想象对“美”的终极认识，仍然以唯物主义的名义进行着形而上的思考。

90年代的开始是中国整个思想界转变的时期。美学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还不是政治方面的影响，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突然出现而带来的社会兴趣的转换导致了“美学热”的退烧。美学从人人感兴趣的显学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1990年在金华举行的青年美学研究会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可以被视为90年代美学研究的一个转捩点，在这次会议上，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关于美学的“危机”、“困顿”等等焦虑。焦虑的原因当然来自高热后骤然降温造成的寂寞和哀怨，但文化现实的转变也使得年轻一代美学研究者们的思路开始从形而上的纯粹思辨扩展到更富于现实关怀的文化层面上来。80年代与科学理论一起引进的文化批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不怎么引人注目，而到了90年代却变得越来越红火。如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80年代中期就来到北大做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演讲，但在当时“三论”走红的时代他的生动演讲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但到了金华会议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在“危机”、“困顿”的焦虑之后，新一代学者们逐渐开始把视线转移到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社会文化现实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批评理论成为学者们的新武器。美学研究的重点从本质论转向了文化研究。

美学研究向文化批评的转向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新潮，而且意味著学术思维从单一的二元对立模式转向了多元化。认真探究起来，可以说这种转向并非纯粹的学术思维，而是存在着社会文化背景问题。中国当代美学虽然自50年代起就争论不断，但关于美学研究的文化意义——更准确地说是美学研究者的文化归属——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学者就是学者，基本上是一种单质的文化存在。无论被称为“书生”、“文人”、“知识分子”抑或“书呆子”、“臭老九”，虽然有“进步”、“落后”乃至“反动”之分，文化身份其实是同一的：或者为社会的精神导师，或者为现存意识形态的叛逆，即使政治立场不同，但却都意味着一种精神的优越地位。美学学者由于自任“美”的传播者，这种优越感似乎更强也更公众化，所以成就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美学学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