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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袁枚“性灵说”

“性灵说”是古代试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清代袁枚的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未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要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情感，是对人自然心声的流露。基于源远流长得历史，袁枚的“性灵说”主要是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下的产物。它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反对对理学的束缚，批判当时文坛复古模拟风气。从诗歌创作的主体出发，从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论证了诗人应率真地表达感情，表现个性，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破除雕章琢句、堆砌典故、以学问为诗。

关键词：性灵、真情、诗才、个性、反格调

一．“性灵说”的渊源

古典文论中首先采用“性灵”一词的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

其后南朝钟嵘在其《诗品》中则直接以“性灵”论诗的本质。他曾评论阮籍《咏怀》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基于此，他还提倡抒发感情的“直寻”、抨击“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等，这些都直影响了后来袁枚性灵说的核心内容。

唐代诗文中“性灵”一词更为普遍。一是沿用南北朝“性灵”的含义，如皎然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诗式》）；二是对其的发展与开拓，如高适《答候少府》中“性灵出石象，风骨超常伦。”等将“性灵”与“才”相联系。

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剽袭模拟，“掉书袋”的习气，主张“风趣专写性灵”，推崇“天分”，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与后来袁枚的性灵说的内涵十分接近。

明代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强调要用“赤子之心”作文，反对假人假事，认为“天下之至文”都是“童心”的体现，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性灵”，反对儒家礼义的约束。同一时期的公安三袁反对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思想，提出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如袁宏道在《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而袁枚的“性灵说”正是在李贽和公安三袁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二．社会环境对袁枚“性灵说”的影响

袁枚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政局稳定，社会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活跃。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非朱子之家理不敢行”的局面。此外又辅之以八股取士、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袁枚的“性灵说”旨在反对宋儒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肯定“人之大欲”的合理性。其次，他还竭力破除“道统”之说，认为并非言必称周公、孔子不可，亦不必囿于四书五经，即便是普通的技艺也可视为“道”的体现，强调“学在躬行，不在讲也。”

当时文坛学古、考据之风盛行，人们斤斤计较于字句的来历、格律的工整，丧失了对文学精神本身的把握。沈德潜的“格调说”和翁方纲的“肌理说”甚是流行，袁枚正是针对这种风气而提出自己的理论。

三．袁枚“性灵说”的思想体系

袁枚“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的，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

（一）“性情”论

袁枚自称“天才多情句自工”，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在于书写自身的真实情感。

首先，诗人内心须有真实的情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袁枚吸取了李贽的“童心说”的观点，倡导“赤子之心”，反对“伪笑佯哀”的矫揉造作之情，认为“风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诗歌是诗人心底的声音，性情的流露。更要以真性情感发人心，“能入心脾”的诗，才是好诗。袁枚真性情诗首推悼亡诗，如《哭阿良》中记述了袁枚三女夭折是全家悲痛、慌乱、甚至几乎丧失理智的情景，语言平浅，渗有浓浓悲情，令人动容。再如《瘗梓人诗并序》：

刘熙载也吸取了袁枚的观点在其《艺概·诗概》中云：“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林钧《樵隐诗话》评价袁枚“盖诗主性灵，此千古不灭之论也。”

另一方面，其中也存在一些弊病。“性灵说”主张感情的真实表达，不加以政治道德的规范，对色情宫体诗亦加以肯定，像《姑苏纪事》一类的记叙歌妓生活、玩赏青楼女子的篇章显然是糟粕，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响。章学诚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士通义·书坊壳诗话后》中称他：“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近代朱庭珍称：“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疾”。此外，袁诗中反映社会深刻意义的诗不多有些诗写无聊的生活琐事与为皇帝歌功颂德，价值不高，部分诗的一意象重复，不符合其创新的艺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