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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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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研究是传播学领域的热点话题，但其研究方向一直局限于媒介文本和媒介制度分析的旧有争论中。“实践转向”为媒介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视野，以媒介实践为切入点，以社会秩序为落脚点，媒介实践经历了具身化、体外化和技术具身化三个阶段，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介实践建构着不同的社会秩序或形态。

关键词：媒介研究;实践转向;社会秋序

在欧美媒介研究领域，一种“实践范式”正在被提出和建构。尼克·库尔德利认为，所谓“实践范式”就是以媒介为面向的或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实践范式”试图超越媒介内部繁杂的研究范式，拓展理论视野。

一、拓展视野：对原有媒介研究的超越

库尔德利认为，以往的媒介与传播研究有五大研究传统：美国实证传播研究、媒介政治经济学、符号分析学、批判研究与媒介人类学。虽然这五个传统的理论来源和研究方法各有不同，但是都集中强调媒介文本分析或媒介制度分析。媒介文本分析将媒介视为“渠道”，主要关注什么类型的信息能够吸引受众的关注，但无法证实媒介文本与媒介效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而媒介制度分析则聚焦于媒介所有权和意识形态，一旦脱离宏观制度层面便无助于解释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

在对以往的媒介研究进行纠偏时，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媒介不仅是一种显性的实体，还是一种意义的空间。媒介对现代社会的功能不仅只是作为显性的经济、政治等物质结构，也体现为一种中介物的抽象意义，建构、协调着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正如麦奎尔所言“它参与了最广义的符号意义上的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分配，而这些符号与社会经验具有密切联系，从而在客观社会现实和个人经验之间扮演着中介的角色”（麦奎尔，2006：57）。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既有的大众媒介研究范式难以解释复杂多变的媒介和传播现象，一些学者试图采用实践路径以应对现实的挑战。库尔德利在《作为实践的媒介》中明确主张将社会学理论中的“实践范式”引入，从而推动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他认为，我们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用媒介做些什么？换言之，实践范式将对媒介文本和媒介生产结构的分析转移至考察受众直接或间接的和媒介相关的一些开放性的实践。将媒介视为实践的好处，就是“我们既发现需要探索的庞大阵容的事物，又找到了有用张力的源头，也就是那种对媒介进行理论抽象的本能”（尼克。库尔德利，2016：38）。

二、当代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

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发生了一场“实践转向”。这个实践转向所指的是当代思想中的一种一般趋势，它指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和运转。（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赛蒂娜、埃克·萨维尼，2010：02）

在西方社会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理论困境，那便是：我们作为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就能够积极主动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状况？对此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理论派别：一是强调社会结构的各种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一是强调个体行动的各种解释学传统。为了克服社会结构和人类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实践转向发生了，其代表人物便是安东尼·吉登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吉登斯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结构由规则和资源所构成，为人类实践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这种结构又是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因而二元论固有的内在和外在的对立被行动者自身的实践所打破。布迪厄则围绕行动者在哪里实践、如何实践、用什么实践等相互联系的基本问题展开自己的社会实践观，并提出了场域、惯习、资本等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概念。

库尔德利认为，对于媒介研究而言，实践理论的引入将文化现象转化为两个具体的问题：人们有哪些与媒介相关的行为？说什么类型的话语。这便引出了媒介实践范式的两大研究问题：媒介行为模式与媒介权力关系。对于前者，当今社会存在着大量与媒介相关的行为，这些实践行为基本上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媒介作为某一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如顾洁在《YouTube用户能动性：媒介实践论的角度》一书中所探讨的YouTubing实践;另一类则是媒介作为次要组成要素参与到某个实践之中。而对于媒介权力关系而言，实际上是媒介与社会秩序的问题，这需要在具体时空脉络中审视传播实践，这也是本文的着眼点所在。

三、走向实践：一种社会形态变迁的视角

延森从媒介的物质性角度出发，将媒介划分为三种类型：人的身体，大众传播的技术性生产手段以及数字技术，因此媒介实践可以从具身化媒介、体外化媒介、技术具身化媒介三个维度来展开。与此同时，库尔德利认为：社会秩序不是既定的或自然的状态，媒介对社会生活秩序的表征有助于秩序的规定和运行，建构和实施着社会秩序。由此，以媒介切入点，以社会秩序为落脚点，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介实践建构着不同的社会秩序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