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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大数据应用与个人信息、患者隐私保护的监管

医疗机构从事互联网医疗行为不违反现行法律，互联网医疗未解

禁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但互联网医疗监管符合法律规定，监管方向

应该是开放与规范。企业不能直接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但可以通过

法律框架设计合法合规参与医疗机构的互联网医疗服务。

一方面是移动医疗的蓬勃兴起，微医创新，智能可穿戴健康设备

创业方兴未艾，另外一方面，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却在近日明确

公开表态，互联网医学诊疗未解禁。

新闻一出，投资人纷纷如被泼冷水，担心对医疗和健康领域的投

资创业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卫计委表态医学诊疗服务禁止有没有法

律依据？移动医疗监管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呢？

在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引发的互联网+的热烈讨论后，如何深入研

究和尝试解决传统政策对各行各业的制约和限制成了绕不开的问题。

鉴于任何制度都有形成的前因后果，也可能会随着时间和情况变

化而发生从适应到不适应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尊重现有监管政策，研

究其出台和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其次，需要研究在信息社会条件下，

发生了哪些具体情况的变化？以及政策需要如何相应作出调整？

就医学诊疗服务来说，笔者认为医疗服务是有行政许可的，但互

联网医疗则是子概念，除卫生部2009年发布的《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外，目前尚无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设立专门的行政许可

要求。

因而有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理论上说应该可以开展互联网医疗

服务，无医疗资质的企业，应不能直接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那么，是否可以由企业提供平台性质的信息服务，由医疗机构和

合格的医务人员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呢？就像电子商务领域平台企业

只提供平台服务，而买卖由商家直接提供那样？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也建议卫生行政部门不要轻易表

态否定。因为这样的创新能不能做，要看具体的业务和法律框架如何

设计，业务操作是否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这需要医疗专家，法律专

家和信息技术专家共同参与设计方才可能能做到实践可行并合法合规。

依照行政许可法第12条的规定，直接关系到人身健康、生命财产

安全的特定活动，可以设定行政许可。

对互联网医疗进行限制性管理也是基于对生命健康的重视和保护

的考虑，应该认可有其客观合理性，否则一旦因为互联网医疗发生重

大事故，压力直接的承担者首先就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但这并不能说明禁止互联网医疗就是对的，因为现实之所以会需

要并且产生了互联网医疗，恰恰就是因为需要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和方

法去帮助挽救生命，改善健康。

试想，在西藏、新疆以及其他比较偏远的地方，通过远程医疗技

术能为多少绝望的病人提供求生的机会？

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管理者对于互联网不熟悉、不信任而让他

们得不到求生与恢复健康的机会，那才是与政策出台的初衷背道而驰

的呢。

事实上“互联网医疗未解禁”这个说服可能禁不起推敲，因为并

没有哪部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互联网诊疗行为。

笔者认为“互联网医疗”属于“医疗”的下位概念（子集），监

管部门只需要抓住“有资质的机构，有资质的医务从业人员”这个主

线就行了。

对于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由合格的医务人员从事诊疗业务，是否以

互联网形式从业，目前并不为法律所禁止，医疗行业也没有像金融行

业那样有开展网络银行之类的业务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审批或者备案的

明确法律规定，只有在《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规定

了“开展远程医疗会诊咨询、视频医学教育等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按

照卫生部相关规定执行”。

由于过去过去十年电子商务发展迅速，而由于卫生行政部门控制

严格，医药电商一直没有长足的进步，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出台前夕，业界非常希望借此机

会推动医药电商的开放与发展，可惜事与愿违。

按照立法法规定，该《意见》属于国务院部委的规范性文件，依

照行政许可法规定部委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无权设置行政许可；当然这

个文件的内容也并没有设置行政许可，其内容还是对远程医疗的具体

流程和需要具备的条件等进行规范。

笔者认为这恰恰是下一步移动医疗和非医疗的数字健康产业的监

管方向，那就是放弃传统的设置高门槛，事后却疏于管理的监管思路，

改为加强事中和事后监管，强化设定规则，运用规则引导市场主体的

博弈行为。希望卫生行政部门能更多沿着后一个文件的思路进行互联

网医疗的监管制度设计。

在互联网医疗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