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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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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命运

一

西方哲学的发展与演变有着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理解或解释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就是以形而上学的生成与内蕴为观察对象，通过对这一对象的内容及其演进逻辑来阐述西方哲学演变过程中相对稳定性的因素，从而说明西方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性因素，揭示两者关联的空间与方向转型的变化特点，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形而上学与其关注重心的勾连。这里所面对的问题是：一种以“知识”形态所出现的哲学存在方式其研究对象与研究重心有何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形式是否有着变化?它是沿着什么样的变化方向进行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哲学即形而上学。”哲学的延续与变化总是同形而上学的本性与命运紧密相联的，形而上学的不同存在方式恰好是哲学内在规定所呈现的不同理论类型；按照艾耶尔的解释，哲学家们对“它所要研究的课题根本不是明确划定范围的”，表明关于哲学范围与领域的理解是有分歧的，而且这一分歧是变化的，哲学的分歧“乃是由对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海德格尔与艾耶尔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前者是从哲学的同一性向度理解哲学，而后者则是从哲学的分歧性向度分析哲学。这也就意味着，哲学所把握的对象既有“凝聚”性的方面，也有“分离”性的方面。就“凝聚”性的哲学规定而言，哲学总要对自身提出定义，指出何为“哲学”，哲学对自身的定义既是对其一般性的述说，又是对自身规定的限制；就其“分离”性的哲学规定而言，哲学又总是体现为某种迁移式的活动，既逃逸于“命名”，又超越于“限定”，即总是将“定义”的哲学本身视为是不可定义的。这就是说，没有任何话语能够穷尽哲学的“这种意义”。倘若以此为分析的切入点加以辨明的话，上述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一方面，可以在理论样式的渐进与重塑中理解形而上学的演变路线与旨趣，由此也可以管窥到形而上学的命运是何以展开、何以绽放、何以衰落的历程；另一方面，可以细微地观察到在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其哲学研究的关注重心是如何显现为变化的展现趋向的。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从外在的直观的形状看，形而上学乃是“高耸入云”的精神形态；形而上学尽管追求的是“学”，但总是要通过与“形”的关系说明“学”的性质与旨趣。这就意味着，在形而上学那里，“形而上”是超“形”的，因而是对“形而下”之物的掌控。形而上学作为“最高”层次上的学问，是关于“存在的存在”的知识。只有在这样最高的端点上，哲学才能成为“meta”，成为超物理学(meta-physics)的学问。从内在的逻辑角度看，形而上学既然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其关注的重屯、就与哲学层面上的“本体”连接在一起；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塑造具有“中心”内蕴的“本体”，这一“中心”与哲学的研究“重心”是同一的，只有两者是一体的，哲学的形而上本性才能保全，才能使形而上学的主旨具有“元”的性质，才能使形而上学成为所有知识的基础。这表明，就形而上学的外在的直观的形状来说，它显现为立意高、重心高的特点。这一基本特点的形成，既是由形而上学的自身性质所规定的，又是由形而上学的对象规定所要求的。

然而进一步的观察会发现，有关形而上学的上述性质与规定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这一特质，在其与“现实”的相互关照中，在其与“历史”的相互关系中，在其与现象的相互关联中，日益呈现出变化的“动荡”性特点，即体现为哲学研究的关注重心在诸种因素的规约下逐渐下移的走向和趋势。如果说，形而上学就自身而言，倘如有着自己弹性的展开空间的话，有着自身形状上的由“下”到“上”的构建逻辑的话，那么它自身又必然存在着由“上”至“下”的滑落过程。在这一逻辑与滑落的反向形成的变化中，哲学的对象不仅在发生着变化，而且其研究重心也在随之产生着变化。所谓“变化”表明，哲学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其自身的“历史”，这一“历史”在展开的过程中是有差异的，正因为是有差异的，才以不同的特有的存在方式印证着哲学的变化走向。所谓“下移”则表明，哲学的存在特定方式和具体样态都与其“对象”的关联有关。形而上学研究重心的下移，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意味着哲学有其自身的从“点”到“面”的变化；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哲学体现为由排斥“时间”到逐渐地容纳了“历史”的过程；从外观的形状角度来看，哲学体现为由“垂直”的深度追问到“呈现”的平行把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哲学最初所关心的是哲学的“神圣性”特点，这个时期的哲学家都“居留在理念之中”，因此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历史性”特质区分了不同时期与不同阶段的哲学是互有差异的。在他看来，“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古典时期哲学关注的重点相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