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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省际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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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娜

摘要：根据边际产出法测算资本回报率时，由于传统的生产函数忽略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而导致资本回报率低于实际值。文章对此进行修正，并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制造业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资本回报率，分析了资本回报率的省际差异性和收敛性。结果显示：从资本回报率的水平值看，2001—2015年平均每年是8.79%;从资本回报率的区域差异看，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从资本回报率的省际收敛性看，资本回报率的增长率与资本回报率的水平值负相关，而且资本回报率的省际差距在缩小;从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看，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区域差异;收敛性

：F224;F424?文献标志码：A?：1008-5831（2020）06-0069-11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地位举足轻重，靠工业革命崛起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制造业的发展。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地区，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种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与美国、日本等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整体的资本回报率和投资率更高[1-3]。但制造业的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速，制造业生产率低下，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位居世界第一，但生产率只有发达国家的1/4。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继推行“再工业化”，希望通过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巩固其世界强国地位，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即是美国意图拖慢中国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速度。同时，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凭借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采取措施发展制造业，试图成为第二个“世界工厂”。一方面受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优势锐减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中国制造业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因此，中国制造业如何提质增效，如何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成为学术界及政府关注的一大议题。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率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只有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而以资本回报率的收敛性为标志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是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资本回报率的高低决定了投资的流向，投资不仅是当前的需求，更是未来的供给，因此，资本回报率的高低以及区域差异对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和空间布局有重要影响。

目前测算资本回报率的方法可以分为非模型化方法和模型化方法。非模型化方法主要采用企业的财务会计等微观数据测算，并不使用复杂的模型[4-6]，比如用GDP减去劳动者工资总额度量资本收益，用资本收益与资本存量的比值度量资本回报率。模型化方法主要采用GDP、资本存量等宏观数据测算，测算时使用的模型有生产函数模型以及Jorgenson和Hall的资本租金公式[7-11];如果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则根据资本的边际产出计算资本回报率[12-20]。

根据资本的边际产出度量资本回报率时，最常用的生产函数是CD型、CES型、超越对数型。目前的文献存在的问题是：多数文献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这会导致测算的资本回报率低于实际值。其实，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技术进步并非外生，从理论上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资本积累本身就融合了新技术，因此，技术进步包含在物质资本投资中，从而内生于物质资本[21-23]。从实证上看，Bernanke等认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路径并不符合技术进步外生的特征，新技术附着于新增资本之上，物质资本与技术进步是相互融合、相互包含的[24-25]。赵志耘等也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体现了新投入资本包含新技术的特征，资本不断扩大的过程本身就蕴含著技术进步的不断增加[26]。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储蓄和高投入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本身就蕴含着大幅度的嵌入式技术进步，带来中国生产率的提升。以上分析表明，在建立生产函数时，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外生给定而应该是内生于资本，这就意味着资本增加既包括直接方式带来产出的增加——即技术进步不变时，由于资本本身增加而带来的产出的增加，又包括间接方式带来产出的增加——也就是由于新增资本本身蕴含着新技术，而新技术也会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如果假定生产函数是技术进步外生的，则测算的资本回报率只包含了资本增加而带来的产出的直接增加部分，而忽略了蕴含在资本本身中的新技术带来的产出的增加，从而会导致测算的资本回报率低于实际值。

尽管也有文献考虑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但这些文献只是假定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的内生关系满足一个特定的方程，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作一般性的假定[3，19]。可能的原因是，如果不假定技术进步与资本投入的关系满足一个特定的方程，不仅会较难估计回归系数，也较难估计资本本身蕴含的新技术带来的产出的增加。另外一个问题在于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