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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丘浚的文化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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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朝波

（海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摘要：丘浚主张，学校之教，德行为先，其目的是要做到诚；变化气质是学习的最终目标，立志是变化气质的关键；文章关乎气运之盛衰，气运即精神风貌；经籍图书建设是万年万世之事；“道德一，风俗同”是教化的最终目标。

关键词：德行；变化气质；气运；道德；风孙

G40-09

：A

：1009-9743(2010)01-0073-06

一学校之教，德行为先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途径，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春秋以前，教育为官府垄断，此即“学在官府”。春秋以后，礼坏乐崩，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孔子就是私人办学的著名代表。他在教学中突出了仁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

明代教育制度是最为完备的。这种完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设置的完备。从县学、府学一直到国子监，形成分级式的教育体制。除了官学之外，还有私学。书院是私学的主要形式。书院产生于唐代，宋代有很大发展。明代中期以后，书院的发展更加迅速。据统计，明代书院的数量约为1500余所。仅海南就有20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琼台书院。一是考试制度的完备。生员、官员的选拔都要经过考试，择优录用。其中，科举是最重要的考试制度。

因此之故，明代的文化教育有了很大发展。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例。海南原为蛮荒之地。到了明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堪称奇迹。终明一世，海南一共出了62位进士。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丘浚。丘浚是明代教育的受惠者。从科举来说，丘浚虽历经两次科场失意，但在第三次获得成功，获得乙榜第一。这是明代海南人考得的最好成绩。从学术来看，丘浚被官方誉为“理学名臣”，他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朱子学》等。这些著作都涉及到文化教育的内容。从事功来看，丘浚晚年进入文渊阁，成为内阁大学士。尽管时间很短，他还是积极献策。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明孝宗多次拒绝了丘浚的退休申请。

对于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丘浚充满了自豪感。他指出，“（琼州）今日衣冠礼乐之盛，固无以异于中州，其视齐鲁亦或有过之者”[1]。有人以为，海南文化教育是在苏东坡贬来之后，才得到发展的。丘浚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巧妙地引用苏东坡的《伏波庙记》来反驳这种观点。苏东坡说，“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然矣”[1](P4255)。显然，中原人士举家迁来海南，而后收徒讲学，其结果就是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海南的传播，推动了海南文化教育的发展。以致苏东坡贬来海南后发现，海南的文化教育已相当可观。丘浚还把海南称作“海滨邹鲁”。在此之前，“海滨邹鲁”都是用来指潮州或福州。丘浚第一个用这个词来意指琼州。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事实描述。朱元璋把海南称作“南溟”之“奇甸”。借重此语，丘浚作《南溟奇甸赋》，称赞琼州“礼义之俗日新矣，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彬彬然盛矣”[1](P4461)。丘浚的观点被王佐、唐胄等接受下来，并加以发挥，王佐续作《南溟奇甸歌》。他在歌中称颂，“衣冠礼乐之美，遽与中州相追陪。诗书弦诵之兴，遽与邹鲁相追陪”。王佐的《珠崖录》、唐胄的《正德琼台志》摘录了苏东坡的观点。

从古至今，学校在人才培养乃至教化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丘浚本人给多个府学、县学作学记，其中分别提到学校的各种功能。其中之一，学校是进行教化的机构。“学校者，申明教化之所，义理之所从出也”[1](P4249)。汉代以来，学校讲授的是经学。明代更是如此。经学，所蕴涵的就是义理。义理就是教化的内容。其中之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校者，养贤之地也”[1](P4251)。明代各级官学皆有配额，学习优异者，国家提供食宿，并送达上一级学校。这就是所谓的“国家养士”制度。其中之三，学校是产生“文德”的地方。“学校者，文德所从出也，于此明伦，于此讲道，于此同风俗，于此造人才”[1](P4253)。“文德”的内容很复杂，体现在人伦教化、义理教育、风俗同化、人才培养等。这段话概括了学校的全部功能。

孟子说：“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亦称“五伦”，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所说的道德即体现在人伦日用中。这是一种实践道德，强调的是它的实用性。这种实践道德，就是“德行”。正是儒家文化教育思想的核心。

就德与行的关系来说，“德者，行之本原；行者，德之实迹”[2]。即是说，德是行的根本，行是德的结果。德是内在于人的心灵的东西，其境界必须通过行为才能展现出来。德之行为必须是克己和利他的。这是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粘合剂。丘浚强调，“学校之教，德行为先”[2](P1086)。这句话明确肯定了德行优先原则。丘浚也意识到，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