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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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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庆民[1]

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环境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攻坚阶段，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加入SDR还是国内各地自贸区的设立，对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变都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代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滨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五大机遇叠加的背景下也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19号文件通过了《关于印发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内容基本囊括了上海自贸区除国际金融中心之外的所有相关政策，还特别增加了京津冀、融资租赁等凸显天津特色的支持政策。2015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提出了天津金融改革30条意见，通过60项具体措施为天津金融体系的未来规划，特别是金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

天津市如何用好政策、抓住机遇、创新发展呢？当前，天津市正处于科学谋划全市“十三五”目标任务、加快建设美丽天津的关键时期，总体形势是好的。天津自贸区成立以来，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经验，落地实施68项制度创新，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开发开放水平显著提升。而从金融重点战略发展来看，《指导意见》对租赁业的支持力度很大，推出了一些更加具体务实、可操作性强的金融支持政策，包括拓宽租赁企业投融资渠道、灵活资金运营、提升业务便利性等，更加突出了天津市的区域优势和政策优势；在拓宽投融资渠道方面，允许区内符合条件的租赁公司在限额内开展跨境投融资业务，开展人民币租赁资产跨境转让、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业务，按照宏观审慎原则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开展飞机、新型船舶等租赁业务；在灵活资金运营方面，允许区内金融租赁公司开展境外外币放款业务；等等。

一天津在京津冀战略发展中的区位优势

从中央关于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功能定位看，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三地金融业的发展应当按照中央赋予的区域功能定位部署，按照强化北京金融管理、天津金融创新运营、河北金融后台服务功能的具体要求，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实现错位协同发展。数据表明，2014年京津冀区域生产总值超过6.6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0.45%，具有十分广阔的后续发展空间。

对比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经验，如德国历史上的两个首都柏林和波恩、美国的华盛顿特区、日本的东京、加拿大的渥太华、澳大利亚的堪培拉、韩国的首尔等，几乎所有的城市中政治家与企业家并非都集中在一个城市。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也谈到大安全观，把北京行政副中心从西城迁往通州，这符合大安全观。尽管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存在差异，但是中国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在权责划分过程中也应当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以美国城市布局为例，政治和经济在不同城市的分工，使经济错位发展起来了，东部最早聚集起文化教育，设立了世界著名的麻省理工、哈佛等高等学府，波士顿也聚集了80多所高校，众多的基金经理也聚集于此，而西海岸如加利福尼亚州等，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则发展成为科技创新中心，如硅谷等。正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明确分工，促成美国在20世纪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

从天津的发展角度看，我们的视野应当更加宏观而不能仅局限于本地发展，应当把天津市的改革发展放在国家战略中去布局。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同年9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该方案，并指出要在京津冀、上海等八个地区研究制订改革试验方案、协调落实有关改革举措。该方案第一次明确了京津冀作为一个跨省级试验区，上海、广东、安徽、四川作为四个省级行政区，武汉、西安、沈阳、合肥作为四个省级行政区核心区的工作机制。其中京津冀的改革试验主要着眼于区域协同发展，而上海着眼于长三角核心区域率先创新转型等。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阶段性总结评估，对成熟的改革举措会及时向全国推广。以国家发改委牵头的京津冀第一次会议在保定召开，要求2016年拿出方案，天津的“金融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计划”就是要与实现这个目标相一致。

二天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定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