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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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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引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重庆市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迫切需要相关方面的研究。本文基于计量经济学实证分析法，利用重庆直辖以来的数据，采用ADF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协整检验等方法，得出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数量关系。基于这一结论，本文最后对重庆市金融产业的发展提了出一些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金融产业成长，经济增长，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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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西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理论的引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成为我国当代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我国学者利用国内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由于方法和指标体系的不同，研究结论各有差异。全国层面谈儒勇(1999)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王志强和孙刚(2003)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发现1990年以来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区域层面周立、王子明的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都密切相关,促进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冉光和、李敬等分别对我国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单向长期因果关系,而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和双向短期因果关系。此外张兵、胡俊伟(2003)、孙涌(2003)、胡金焱、朱明星(2005)分别对江苏、贵州和山东三省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很多，但是大部分是对我国的整体情况做分析，对于省际情况的研究较少。我国是一个具有区域性特点的大国,经济在地域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金融发展的差异也很大,因此研究一个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更具有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对重庆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变量选择、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收集性和经济政策的连续性，论文选取了两组指标:一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二是反映金融发展状况的指标。（一）经济增长指标。通常一国或一地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考虑到人均GDP数据比总GDP数据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并为剔除物价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实际人均GDP的环比增长率(G)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人均GDP是通过重庆市GDP缩减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加以调整得到的。（二）金融发展状况指标。本文选取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状况:一是衡量金融规模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标(FIR)。FIR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通常,人们将其简化为金融资产总额与GDP之比。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金融资产总额包括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国家债券发行额和企业债券发行额。二是反映金融结构的指标(BANK),即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重,可以衡量金融中介(银行系统)在金融体系中的相对规模和作用。

在分析方法上，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并对非平稳性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为进一步检验二者的因果关系，分析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和分析。如果各变量均是单整的，我们将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金融产业成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7—2009年,所有数据均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除以上说明外数据未作其他处理。本文应用Eviews5.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法对对变量G、FIR、BANK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表1)可见各序列一阶差分的ADF检验值均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即G、FIR、BANK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三者都是I(1)，即一阶单整。所以这三个变量具备了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由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

表1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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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检验类型(C,T,K)

ADF检验值

临界值

显著水平

G

（c，t，2）

-3.76

-3.93

5%

△G

（c，0，2）

-3.83

-3.21

5%

BANK

（c，t，2）

-1.01

-3.88

5%

△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