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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上的个人信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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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把人类带进了大数据时代。所谓大数据，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海量的公民身份信息和个人活动信息。一方面，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天然的需要这些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政治的、经济的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个人信息关乎公民人格，对个人信息的采集、保存、加工和传播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和生活安宁。为调节数据利用方和公民个人之间在信息处理方面所发生的利益冲突，国际上产生了多个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准则，我国学界和主管部门对于这些准则也日趋认同。这些准则的核心是所谓“个人信息自决权”，即公民个人对于自身信息的传播决定权。

然而，社交网络［SocialNetworking（又称社交媒体，SocialMedia）］的兴起使一些人对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准则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基于社交网络的特点，用户的个人信息不再有什么隐私可言，所谓个人信息自决更是明日黄花。[1]的确，社交网络的一些特点会让人产生用户自曝隐私的印象。例如，社交网络提倡基于真实身份的交往，要求实名注册，将公民线下的社会交往扩展到线上，并提供与陌生人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对于开放性极强的社交网络（如新浪微博）而言，博主的言论和信息几乎是向全世界直播的。不但如此，发布的信息还会持久地留存在个人主页上，本人和访客均可回顾。如果服务商愿意，个人账户甚至可以在主人离世后仍然存在，成为供揭秘的历史档案。那么，“社交网络兴起之日乃隐私消亡之时”的观点是否成立呢？这需要对隐私的价值以及隐私权产生的社会土壤加以检视。

一个人信息控制权的伦理基础

如果说隐私就是指他人不知道的个人信息，那么几乎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隐私。任何一个人的个人信息，如家庭背景、出生时间、血型、生理特征、健康状况、情感状态、习惯、性格特点乃至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电子邮箱、微信号等，总是有本人以外的知情者在，甚至某些知情者比本人更掌握情况，例如，本人的过敏体质医生更为了解，本人不能准确说出的工资收入银行里有详细记录。显然，隐私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有人知道，而在于让谁知道，在什么时间和场合。个人信息控制权就是个人空间和生活不被窥探、窃取、跟踪、记录、挖掘、传播和曝光的权利。

公民对其个人信息的可控性直接关乎生存，它是一个普通人保有安全感、意志和行动自由以及尊严感的屏障。[2]当一个人感觉自己的秘密被不相关的人甚至隐藏在不知何处的人所掌握，或者感觉自己置身于《1984》所描写的处境而不能保有秘密，就会安全感尽失而终日战战兢兢，变成惊弓之鸟。即便行为本无不当，也会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不能自主决定个人信息的流动与否，个人的意志就会溃散，就会出现行为的自我强制，自主选择交往对象的可能性就会大打折扣，变成关在心理铁窗之内的囚徒。“当人们接受了被观察和记录的不可避免性，他们的习惯就发生了改变，他们也改变了”，进而“将自己的很多观点和自我强加的行为限制，从被监视的公共空间带入自己的私人生活里”[3]。每个人的尊严感都和个人信息的可控性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权是人格尊严的基石。如果一个人非自愿地在全世界面前被一丝不挂地加以展览，也就很难再有什么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私权”的表述有误导性，会让人们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就未披露信息享有支配权，其实比隐私权更为准确的表述是公民就其个人生活的自我决定权，即“对私生活领域的权利”。

赋予个人对其信息发布的控制权，不仅基于人身及财产安全的考虑[4]，更是基于一项更高的伦理价值，即原则上应当由本人来塑造个人的外在形象，编织个人的社会交往。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呈现不同的面目并不必然就是虚伪，几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要分饰不同的角色，因此拥有多个真实的一面。一个男人对父亲和对子女的言谈应对当然是不同的，其中并没有哪一面是装出来的。在庄严的典礼场合上一个人这样表现，在同学聚会的麻将桌上那样表现，都是恰当的，并不意味着此人是变色龙。在庄严的场合向公众传递某人的搞笑或不雅信息，是不当的。当其不牵涉社会公益，在不同的场合下如何呈现自我应该属于本人的权利。对个人进行断章取义的呈现，将当事人刻意隐瞒的无关公益的信息加以披露，恰恰是对个人形象自决权的侵犯。

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个人出于私人目的而进入公共场所（例如超市、银行）从而将自己置于公众的视线，绝不意味着接受他人的过分接近、长时间注视、跟踪尾随乃至全程记录，这些行为将会引起本人的有时甚至是强烈的紧张和不快，并产生尽可能甩掉跟踪盯视的心理。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明星人物，情况都是如此。在世界的各个公共区域，如银行、机场、商场、车站柜台等处，往往画有一米线，其中反映的是对他人隐私和可支配空间的尊重。在Galellav.Ona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