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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享乐与沉沦的书写--从《情人》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殖民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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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杜拉斯的美妙在杨的眼中也应该是“异国情调”的。因为酸李树对法国人而言是一种来自亚洲的植物。曾经作为欧洲殖民地的亚洲是杜拉斯的出生地。

关键词：杜拉斯，亚洲，殖民地，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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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的最后一位情人杨安德烈亚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给杜拉斯---酸李树”的文章。酸李树在法语中是个双关语，它还有美妙的意思，因为酸李树对法国人而言是一种来自亚洲的植物，杜拉斯的美妙在杨的眼中也应该是“异国情调”的，酸李树般的。“酸李树-亚洲-美妙的”已经变成了全体法国人对于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辽远的亚洲的丰富的集体想象，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对杜拉斯本人来说，酸李树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的。晚年的杜拉斯对她的出生地用的是一种调侃的心态，她曾经对一个小女孩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在西贡。给你一个建议，------去越南看看，在那里我们都有点生在任何地方的游戏意味。”[1]100那么，1984年，已经七十岁的杜拉斯写作《情人》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可以从她的字里行间找到答案。

曾经作为欧洲殖民地的亚洲是杜拉斯的出生地，东南亚的漫长炎热的雨季和辽阔雄浑的大河滋养了青少年时代的杜拉斯，同时也给了她日后进行创作的源泉和灵感。从家庭小说《低档太平洋的堤坝》开始，杜拉斯就几乎没有停止对亚洲殖民地的书写。评论界将那些于1964年到1976年期间出现的作品称为“印度系列”，“这些作品被劳儿V斯坦因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重复出现的形象所占据，扎根于加尔各答代表的印度象征性的地理位置中。”[1]223之后，杜拉斯创作了她的“大西洋系列”。然而，在一段潜伏期之后，“印度系列”在《情人》中重生。说是“印度的”，其含义并不准确文学艺术论文，“我必须立即指出，从地理上看完全不正确的。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印度，一些印度，正如之前人们所说的那样……在殖民地时期。”[1]185杜拉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印度”，一个终生无法释怀的“结”。杜拉斯的父母在前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任教，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留下来，后来被派往永隆任教，1927年在柬埔寨南方波雷诺买了一块政府租借耕地，这成了导致他们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曾经生活在此的杜拉斯来说，不管是印度、中国，还是越南，柬埔寨，它们都共有一个名字：东南亚，这里是世界的一个角落，一片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天地，在她的作品里，在证明文学的虚空性的同时，中国与印度合二为一：不要再写了，留在这里吧，在这边，在中国，在印度，关于诗歌，没有人知道……[1]187埋在杜拉斯童年中的是热带雨林，漫长的雨季，遍布在河岸的麻风病人，在大街小巷穿行的幽灵般的女乞丐，女疯子。还有那条湄公河，浑浊的可以吞噬一切的大河，1929-1930年的杜拉斯一家人就住在湄公河畔的沙沥，就是某个周末，在回沙沥的湄公河的渡轮上，十五岁半的杜拉斯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便是《情人》中的“我”的中国情人免费。对法国的殖民者来说，这里是他们镇压、征服、攫取、行使权力的天堂，但对于杜拉斯来说，这里不是天堂，“我生活过的地方，可怕极了”，杜拉斯说，然而，她仍旧开始了对似水年华的充满思念的追寻。“作家本身就是这不可改变的帝国社会的一部分。他们都在早先殖民主义和异域风情小说的阴影下从事写作。”[2]50这就是杜拉斯的宿命。

亚洲和欧洲，对童年的杜拉斯来说可能就是世界的两极，在这两极之间的来来往往于是就成了她童年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往来既强化了二者的联系，又拉开了二者的距离。生在亚洲，亚洲的土地养育了她，接受的却是和她的白人身份相当的西方式教育。按照她母亲的意愿，她在殖民地的白人学校接受教育文学艺术论文，加上母亲的言传身教，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于是不可避免的就成了欧洲式的，或者确切地说，法国式的。所以有学者说杜拉斯是个“混血儿”，东南亚热带雨林携带着温度和湿度的风的夹裹，雄浑的大河的视觉冲击，强化了杜拉斯的血液中流淌着的野性而绝望的因子，她的性格也因此是分裂的，她一生都被这种分裂撕扯着，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她在临终之前说“我是野蛮而绝望的作家”。杜拉斯最终于十八岁离开亚洲，她曾经“隐瞒”了它，但是，故乡，亚洲殖民地的故乡，一直就没有离开过她，早已与她和为一体，不可分割。“沙湾拿吉”带着传记的痕迹，那些前后相继的工作地点的名字，杜拉斯曾在这些地方度过童年：乌东，金边，沙沥，永隆。必须逆着这些名字而上，才能找到逝去地岁月。

作为殖民者的后代生活在殖民地，“我”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来没有过怀疑，白人，即使像她那样来自一个破败的白人家庭，仍然具有着无形的优越感，殖民者的心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思想和意识，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和其他白人没有什么两样，当地人，包括“我”的中国情人，他们都是和她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没有话语，被剥夺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