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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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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侯外庐、杜国庠及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它们后来成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及第五卷的底本。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亦也经历过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侯外庐，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关键词：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范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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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家汤马思．孔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转移”的概念，指出“科学革命”必须经历由前科学、常规科学、非常规科学到新常规科学等四个阶段的发展，也就是从学科范式的蕴酿、成熟、危机到新范式出现并取而代之的过程。任何学术研究的发展，都是在这个过程下不断确立和完善的。[1]

20世纪初，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亦也经历过这个范式转移的过程。其中，侯外庐、杜国庠及赵纪彬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了胡适、冯友兰等人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缺点，坚持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思想的发展，更共同花费十多年时间来编着了五卷六册煌煌二百多万言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以后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新的范式。

一、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常规范式的建立及危机

传统中国学界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而只有相近的“学案体”著作，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及黄宗羲的《明儒学案》等。[2]“学案”的内容以疏理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为主，而对思想背后的社会因素、思想学说的价值、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等问题却缺乏探讨，因此注定会在日益严格的现代学术领域中被淘汰。

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的传入，一些以新方法编写的中国思想史著作摆脱了“学案体”的束缚，梁启超的《论中国思想变迁之大势》便是其中的典范。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史著作在1919年面世，那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序言中，胡适清楚地阐述了研究中国思想史应有的目的、体例及方法，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根基。首先，胡适指出研究哲学史(思想史)的目的有三，即“明变”——疏理古今思想的“同异沿革及变迁”、“求因”——探寻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评判”——对各思想学说的价值作客观批评。体例方面，胡适按西方历史的分期法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中古及近世三期，与三个时代相对应的思想分别是先秦诸子哲学、六朝隋唐的佛道思想，以及宋明以来的理学与朴学。在方法论上，胡适强调要“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也就是对各种史事、文字、文体及经典作严谨的校勘、训诂及互证的处理。[3]

《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在学界产生极大回响。梁启超盛赞该书“专从时代的蜕变，理出学术的系统”，蔡元培亦从“证明方法、扼要手段、平等眼光、系统研究”四个层面肯定了该书的成就，认为它具有“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创的新范式意义”。日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及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都可说是在“胡适范式”的规范下完成的。由此可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已经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成为了一个范式，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界带来了第一个常规科学阶段。

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胡适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却是不科学的。着有《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的杜国庠就批评胡、钱等人的研究过于偏重“纯哲学”，视野狭隘，而且无视思想受“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所限制”的事实，未能把握思想的诞生及变迁的真正原因，故都不过是“窥得一斑，失掉全豹”“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论文参考，侯外庐。[4]

除了学术上的不足外，侯外庐更指出了胡适等人由于过分推崇传统儒家思想，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以宣传有利于统治者的思想︰“思想学说史研究领域的斗争，从胡适刊布《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严重地存在。……国民党反动派愈热中于思想史上沉滓的利用，以售欺蔽。论文参考，侯外庐。在中国本位文化谬说的倡导下，他们崇王阳明立诚之教，倡复兴礼学等等，喧嚣鼓噪，洋洋盈耳。究其实际，乃在堵塞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学术阵地的通道。”[5]正是由于胡适、冯友兰及钱穆诸人的研究范式的种种缺憾，导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面临深重的学科危机。

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移

侯外庐诸人主要运用新的历史理论去解决当前的学科危机。这里所谓的历史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众所周知，马克思特别重视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并不代表他们忽视了对思想观念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而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恩格斯更进一步解释道，由于受到经济社会的制约与影响，于是社会存在就对社会意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璒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6]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