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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话语看韦努蒂的文化翻译理论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日益频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种权

力的表达和文化认同的塑造。在跨文化交流中常常存在着翻译暴力的现象，即在翻译过程中

由于权力不平等和文化差异译者往往会对源语文化进行扭曲、删减或改写，从而导致信息的

失真和误解。翻译具有暴力性，无法避免[1]（P.119），对跨文化理解和沟通造成深远影响。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强势文化往往通过翻译获

得更多的话语权，进而实现文化霸权。原文与译文的权力关系尤为复杂，原作者通过原文传

达特定的观点，译者对原作进行解读和重构，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对原作的理解和诠释受到文

化背景、语言能力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翻译建立了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桥梁，异

化翻译在抵抗文化霸权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内涵[2]（P.120）。

本文旨在探讨福柯和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关联性，从中发现翻译暴力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通

过深入分析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实践，可以更好地理解翻译暴力如何对跨文化理解和沟通造

成影响，找到正确处理翻译暴力的方法与路径，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深化与发展。

一、权力话语与文化翻译的关系

（一）权力话语理论概述

权力话语理论是由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它主要阐释了

权力、知识、话语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3]（P.144）。福柯认为，话语不仅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

集中表现，同时也是权力的表现和争夺对象。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指出，话语是一种对

话语对象进行“赋义”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建构力量[4]（P.3）。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实践，

是制度化和塑造的主体，它主导了人在社会与文本认知中的真理认知，进而塑造了人的思维

与行为模式。通过界定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形态，话语反映了权力对知识生产的深远影响[5]

（P.115）。因此，话语也被视为探讨权力、知识与语言间关系的独特视角。

福柯的话语理论指出，知识和真理的构建过程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来实现的。这

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真理”并非仅仅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由话语所创造并

塑造出来的[6]（P.20）。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话语中常常蕴含

着权力的痕迹。语言和权力无处不在，就像一张难以察觉的网，在其覆盖下，文学创作无法

避免地受到制约和影响，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关键环节，同样也会受到这种影响。

翻译不仅是一种知识形式，更是一种权力的建构，它通过一整套翻译规则、策略和意识

形态来对人们躯体和灵魂进行塑造。这种积极的权力也体现在知识的创造上，权力和知识形

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相互推动。权力掌握着知识的创造过程，而知识又反过来助力权力在

社会控制上的扩张。因此，没有中立的、完全客观的知识、知识无不受到权力的浸染、所谓

“真理”实际上是权力的产物[7]（P.74）。权力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国家机

器，一个机构；福柯想说的是权力的生产和权力的非主观性，阿尔都塞想说的是主体的存在

是以意识形态的存在为前提的，主体化的过程也是个体臣服和个体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真理

与知识实际上是权力的一种表现，权力利用真理和知识来隐蔽自己的存在，并通过大众对真

理话语的构建，再次掌握主导权，从而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微观政治权利”是福柯最与众不同的权利视角。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是对传统权力观

念的一种颠覆和重构。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由上至下的、固定的、集中

的力量，而是被理解为一种无处不在、流动且多元化的关系网络[8]（P.104）。权力并非仅限于宏

力量形式，渗透并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理解方式突破了传统权力观念的局限性，

使得权力成为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

（二）话语权与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中的话语权体现了权力话语理论中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它指某种文化、语

言或群体在交流和传播中掌握并运用话语的能力和权力。具有话语权的一方可以主导言论、

塑造认知和价值观，并影响其他文化或群体对于特定事物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同时话语权以

社会主体或者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传播于社会中，以确立社会或者经济地位[9]（P.372）。

话语权是一个群体或个体在特定语境中表达自己观点、意见和立场的权力。在文化翻译

中，这种权力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可接受性和传播效果。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往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