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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生态中的司法因素

“重庆农行案”引发的思考

一问题

2005年1月28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怠于履行义务”为由，终审判决中国农业银行

城口县支行赔偿城口县岚天养殖场损失80万元（以下简称重庆农行案）。这个看似简单的

案子引起渲染大波。有媒体解读道：“你不借钱给别人，别人的生意泡汤了，因此遭受了损

失，这个损失与你有关，因此你必须承担责任。”“后果将是：金融生态环境将进一步恶

化，任何人都可以如法炮制，向银行恶意贷款，如果不贷，对不起，请你法庭上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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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该案引起法学界、金融界的广泛关注。该案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是《合同法》中所规定

的先契约义务。法律规定先契约义务的本意是加强缔约方的诚信义务，保护善意的一方，维

护正常的交易关系。但在本案中，法律的本意似乎被不当利用，产生了法律政策的乌龙。该

案经过两审，两审判决迥异，从2003年1月28日当事人起诉到2005年1月28日，重庆市

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做出，时间跨度达两年之久。如此并非复杂的案件经过如此长的时

间，成本不可谓不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司法体制如何能够更好地维护法律公平，法院能

否以保护弱者为名“掠夺”强者，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平？

本案终审判决结果据说是某著名高校法学专家的认知。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审视我国的司法

制度，专家的论断能否代替公正的常识？如何让专家们正确发挥其作用？总之，如何执行法

律是本案的核心。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不是法律框架不完

整，而是现有法律的执行不力。处于转轨过程中的我国的商业银行的大量贷款成为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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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除了银行本身的原因和法律、法规不完善的因素外，不能不说与相应司法保护不力有

重大关系。

二法律政策的“乌龙”——被滥用的法律规定

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42条关于先契约义务的规定，亦即所谓的缔约过失责

任，具体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致另一

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该规定的目的在于促使当事人遵循诚实信

用原则，认真履行其所负有的义务，而不得因无合同约束随意撤回要约或实施其他致人损害

的不当行为。可以说，该规定的意义重大，它有利于防止和减少恶意磋商、不当磋商而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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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人合法权益情事之发生，促进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

但从有关报道中来看，重庆市高院的判决似乎不是这么回事，而恰恰促使了“恶意磋商”。

申请人申请贷款的项目为县扶贫办批准的扶贫项目。扶贫办在批准书中专题说明：扶贫办下

文后，农行要根据其项目的效益情况和本人的贷款抵押能力等有关贷款条件，对其项目进行

审查，通过后方可贷款。申请人向农行提出贷款申请后，农行依法进行了审查，要求其提供

相应担保并结清原欠贷款本息后方可受理其申请。接着，申请人又提出申请，但提供的所谓

担保是不符合要求的担保。由于申请人提供不了有效的担保抵押物，得不到银行贷款，他开

始另寻出路。据其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表明，在向信用社贷款被拒后，他从朋友处借款开始建

大棚种植皇竹草，不料，一场大雪将皇竹草种全部冻死。申请人隐瞒了这一核心事实，第四

次向银行申请贷款，此时贷款对保护皇竹草过冬其实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农行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仍然本着负责的态度做出第二份调查报告，再次认定，申请人积欠银行贷款本息不

还，银行信贷风险较大。于是拒绝了他的贷款申请。农行的做法本是分内之事，并无任何所

谓恶意磋商问题。但2003年1月28日，申请人向重庆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一纸诉状，以

农行“恶意磋商”，构成“缔约过失”为由，要求赔偿其直接、间接损失。其诉求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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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被驳回，二审则获得支持。

该案无论如何也看不出重庆农行的所谓“恶意磋商”，而恰恰是申请人的恶意诉讼。一个法

律政策的“乌龙”出现了。每一项立法的本意都是好的，但它们都会出现法律政策的意外后

果。如交通法规规定“撞了不白撞”，结果行人和非机动车违章现象增多了；劳动法规定了

最低工资制，结果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现象。但这些也仅仅是由于立法引起的“矫正性反作

用力”而已，执法过程中对法律的不当利用或刻意保护一方的做法，而出现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