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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差异：东西方思维方式

——海外华人写作启示录

◎ ［澳］ 庄伟杰

有关跨文化对话所引发的冲突的确是客观存在

的，也是普遍的。“东西文化的交汇可以说是世界近

代历史的特点，而尤其在近二百年间，中国文化的变

化发展更脱离不开东西方互动关联的大背景。”（张

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自序，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页）只要我们打开历史的册页，从中

国文化界、学术界许多仁人志士如梁启超、王国维、

鲁迅、林语堂、钱锺书、朱光潜等先驱者那里，就可以

寻找到他们跋涉探索于东西文化对话比较的思想履

痕。时至今日，尽管人类已走向“地球村”，但毕竟

的东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生长区域不同，在文化传

统、宗教信仰、价值取向、风俗习惯乃至生活方式和

消费偏好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是而带来

在创意理念、文化特质和思维方式的迥然有别，从而

引发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引人关注的是，在双

重或多元文化背景中生长于异质土壤上的跨域性华

文书写——华文文学，本身就是在东西文化交汇（边

缘）处形成的一道独特的跨文化风景线。由于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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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研究（年秋总第十三辑）

的华文书写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因而既可与中国本土文化和

文学进行对话，同时又以其“另类”特征而跻身于世界文学大潮中。基于这种思考，

抱着我们可以达到跨文化理解的信念，笔者拟从不同侧面就东西方的有关问题做

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比较，以期对走向新世纪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或者促进不同

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汇融合能多少提供一点启示。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近代西方学术可以说特别注重语言问题。20世纪从形式

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都起了重要作用，思想学术各个

领域大多有所谓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turn），认为语言绝不仅是表情达意的工

具，而是与人的思维活动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在不同文化和传统的研究中，语言

学都显得十分重要，从人类学到社会政治理论，到处可以见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

当然也影响到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早在17、18世纪，西方教会和思想界

有一场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所谓礼仪之争，涉及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问题。正如

南木（GeorgeMinamiki）所说，礼仪之争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

是否还能参加祭孔祭祖等仪式，另一个则牵涉到“西方人如何把神和其他精神现

实的概念翻译成中文的问题”，也就是语言或术语问题。由此可见，西方有关中国

文化和中国语言的看法，从一开始就是紧密关联的（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2页）。反过来说，今天我们经常提到的诺

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之所以无缘问鼎，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语言上的障碍，

因为一些优秀的华文文学作品，在转换成英文时无法准确到位、原汁原味地加以翻

译。这本身就体现在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尤其是两者间存在的语言文化差异。

当我们把视线投向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书写的故事中，同样可

以读到那种无时不在的对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差异的热切关注与思考。譬

如旅美作家查建英笔下所构筑的小说世界里，常常通过琐碎题材和个人体验，状写

人在异域的底层打工者学业的繁重，创业的艰辛，生存的焦虑，爱情的不如意诸多

方面去反映东西文化之差异。其成名作《丛林下的冰河》中，写“我”与捷夫从认识

到分手的过程，与“我”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如鱼得水”之感到“笼中之鸟”

之感的过程的相互比照。如果说捷夫的碧眼金发、乐观开朗、健康富有、肤浅幼稚

可视为美国文化符码的话，那么，另一位“我”以前的恋人，与捷夫有着同样文化符

号性质的，但形象不算丰满的D，其所代表的“我”与故土文化的联系以及“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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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国式理想主义，相对而言，却显得清晰而鲜明。D后来的死亡及“我”与捷

夫的分手一样，历经过西方文化的真实感受之后，更加突显出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

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