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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理论变迁与沿革历程

一、发展传播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渊源

二战之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大批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美国为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复兴，建构以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一方面实施复兴西欧的马歇尔计划;另一方面美国认为贫穷与愚昧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而经济发展正是对付它的最有力的武器，从而开始大力支援新兴国家［1］。为此1949年杜鲁门提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四点行动计划。由此一个跨学科的新领域“发展研究”逐渐形成。狭义的发展研究是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广义的发展研究则探讨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随着发展研究的蓬勃兴起，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包括发展传播学等学派相继诞生。当时发展理论主要限于狭义的层面，即研究者试图提出一种发展模式，解释西方国家经济的增长，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迅速改变贫困状况、制定各种变革政策的理论依据。这种狭义的发展研究的结果是产生了“现代化理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发展研究开创了现代化经典理论［2］。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正属于这个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书中勒纳着重强调了社会、个人以及文化三个方面的现代化在中东传统社会中的渗透和过渡情况，并重点分析了中东地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变化。勒纳在书中全面系统地推出了他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并由此奠定了他在发展传播学史上的开创者地位，该书的出版也成为发展传播学诞生的标志。这一学科在60～70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2年获“国际传播协会”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8个研究专题小组之［3］。可见发展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布满冷战的痕迹。因果主义与实利主义是指导早期西方发展传播学的思想体系。

二、发展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

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研究的主流;60年代末，现代化理论受到依附理论的挑战，把霸主的位置让给了以拉美学派为主的依附理论;70年代，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该理论成为当时发展理论的主流。80年代以后，新发展主义思想成为发展研究的主导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受进化论影响，美国社会科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向美国模式演变的一种进步过程。同时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他们把现代性与传统性视为不可相容的两个极端，因此建议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复制美国的价值观念，依靠美国政府的贷款和援助，从而转变落后的传统制度。现代化理论是来自欧美的观点，依附理论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心声。依附理论的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外部，而不在于内部的封建主义和传统主义，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障碍不是缺少资本、技术、民主制度，而是外部的经济制约因素。基于这种假设依附理论学派采取了与现代化理论学派相反的战略，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必须与西方发达国家脱钩、断链，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附理论主要是对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分析，该理论对弄清一个国家低度发展的历史根源有贡献，但它无助于摆脱低度发展的现实过程。以沃勒斯坦为首的发展理论研究者于1974年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法国阿诺尔学派的全球历史观。在早期研究中世界体系理论常与依附理论一并引用，之后慢慢与依附理论的差别越来越大: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单元是世界体系，而依附理论侧重于国家层面;依附理论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兴旺与衰退，世界体系学派则研究世界经济的历史动力学;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三个层面———核心、半边缘和边缘，而依附学派是持“核心—边缘”的两维结构。世界体系理论强调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历史体系，从其全部历史和独特的具体现实中加以考察。

20世纪70～80年代美苏两国的核竞赛给世界安全和全球生态造成严重威胁;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预示着曾经高速增长、经济繁荣的南美和亚洲也面临发展的局限。因此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观受到质疑，发展学说进入多元主义的后现代阶段。80年代中期法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新发展观”标志着新发展主义的产生。佩鲁倡导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的基于文化价值的全面发展观念。基于这种发展观的新发展主义，力主第三世界各国要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新发展主义思潮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形成高潮［4］。该理论具有多元复杂的载体，既包括欧美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发展主义理论和观念的批判，也包括非西方国家知识界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清算，还有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知识分子。新发展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