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诗学的历史与发展 .pdfVIP

张海明

比较诗学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始见当代法国学者艾金伯勒1963年撰写的《比较不是理由》一文。艾金

伯勒认为：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将不可避免地导向比较诗学：“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

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

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1〕。这里说的比较诗学，原文为poetiquecomparee，亦即

英文的comparativepoetics。

在中国大陆，最早将比较诗学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正式提出的，大概是钱钟书。1981年，张隆溪在《读

书》第10期上发表了《钱钟书谈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一文，介绍钱钟书对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的若干

意见。文中写道：“钱钟书先生认为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是一个

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互相阐发，是比较诗

学的重要任务这一。”其后1983年，张隆溪又撰写了题为《应该开展比较诗学的研究》的短文，就开展比

较诗学研究的意义、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该文发表于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在某种

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趋于自觉的一个标志。〔2〕不过，如果不拘泥于名目，比较诗学作为

一种研究方法，其历史在中国几乎和比较文学一样悠久。

最早从事中西诗学比较的，或许当推清末的王国维，这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

元戏曲考》中均有所表现。陈寅恪曾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概括为三条，其中第

三条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

《宋元戏曲考》等是也”。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美学思想影响较深，并有意识地以之与中

国传统诗学、美学相比较，这是王国维诗学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虽然这种比较离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

尚有距离，但应该说确有比较诗学的因子。早期的古代文论研究者也注意到中西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写作《中国诗学大纲》（1924）的杨鸿烈自称他“最崇信摩尔顿（RichardGreenMouldon）在《文学的近

代研究》所说的：普遍的研究—不分国界、种族，归纳的研究，进化的研究”，而寄希望于将来。这就很

有些比较诗学的意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之作、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在讨论文学义

界时先引述法国文论家维尼和英国文论家阿诺德等人有关文学的看法，然后写道：“以远西学说，持较诸

夏，知彼所言感情、想象、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实则文贵情深

而采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特中国鲜纯粹记事之诗歌，故不言及想象；远西非单节语，

不能准声遣字，使其修短适宜，故声律非所专尚。此东西文学义界之所以殊科也。”〔3〕尽管此处对中西

文学观念的比较失之简单，但作者的比较意识却是可贵的，其思路也不无可取。

到了30年代以后，中西诗学的比较意识更趋强烈，所见也较先前更为深刻。在1934年出版的方孝岳

所著之《中国文学批评》中，作者明确指出：“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

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

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

成为必然的结果。”这里不但指出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导致国际间相互影响的扩大，因此中

西思想之互照遂成为学术研究的必然，而且强调了比较的双向性。这就较陈钟凡所说之“以远西学说，持

较诸夏”进了一大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方孝岳在该书中还提出了“比较文学批评学”的概念。他说：

“‘五四’运动（民国八年）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也是起于思想上的借照。譬如因西人的文言一致，

而提倡国语文学，因西人的阶级思想，而提倡平民社会文学，这种错综至赜的眼光，已经不是循着一个国

家的思想线索所能讨论。‘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4〕当然，我们

不能据此认为早在30年代，中国人就提出了西方学者在30年后才想到的比较诗学概念，不过我们也不必

太谦，因为方孝岳所言，的确道出了比较诗学的部分意义，虽然他这样说更多的是立足于中国的文学现实。

还应该提到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该书《绪言·解释的方法》一节中，作者特别提出“辨

似”，认为凡是有价值的学说，都同时具有某种共同性和独特